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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系统党建信息》第1期(2015)

 

一个比芝麻官还小的“官”

——记湖北省应城市杨岭镇财政所所长王四平

 

  【编者按】2014112829日,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机关党委及中国财经报社组织专人赴湖北省应城市实地采访了该市杨岭镇财政所长王四平同志的先进事迹(主要事迹湖北日报、孝感日报进行过报道)。在此基础上,近日,中国财经报刊发了题为《一个比芝麻官还小的“官”——记湖北省应城市杨岭镇财政所所长王四平》的长篇报道。现将该报道转载,供学习参考。

 

 

 

财政所所长是个什么官?是个比芝麻官还小的“官”。官虽小,职责却不小。用当地财政干部的话说,责任有时比天还大。因为财政所管的事与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尤其是这些年,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所有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各种财政补助、优惠政策,最终都要由财政所来完成。老百姓说得很形象,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国家惠农政策要落地、落实,执行得怎么样,都要靠最基层的财政所来完成。

因此,这基层财政所的干部,就成了财政离老百姓最近的人,也是最接地气的人。

——题记

 

按级别,财政所所长处于国家五级财政的最末端,算是股级吧?财政所长几乎不能算作官,要算,也是比芝麻官还要小的官。但对于王四平来说,他好像压根儿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个什么级,从20多岁考入财政所那天起,他就始终在和乡亲们打交道。田间地头,风里雨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农民,或者说就是一个为众乡亲跑腿办事的。所以,他一年到头,跑呀,问呀,写呀,算呀,总觉得有忙不完的事、干不完的活。而且,他从内心里也从来没有让自己放松过,丝毫也没有,因为他很清楚,他忙的这些事,都与钱有关,与家乡父老的利益有关,这些可都是天大的事,差不得,错不得。这样一年一年忙下来,直到有一天,他病倒了……

我们见到他时,是在武汉一家医院,曾经180斤重的大汉现在只剩皮包骨。其实,他已经病了很久……

一个隐瞒了6年的秘密

早春三月,草长莺飞,杨岭镇的油菜花开得满地都是。

往年这个时候,王四平都要和他的5名同事准备迎接一项挑战:对6万多亩土地上各类种植物的面积组合进行摸底,按相应的标准,把财政补贴发放给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6000多户农户。

然而在去年312日下班前,王四平把财政所门口文化长廊的最后一块内容——财政支出绩效工作流程图布置完后,突然和同事们说,自己要去武汉办事。

第二天,王四平和爱人陈想玲拎着行李,早早出发离开了杨岭镇。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照旧进行。

直到323日,农民汪四贵发现了异样。王四平的二哥王平发,急急忙忙把24头快出栏的猪以每斤4块钱的价格贱卖了。如果再过十天半月,能卖到6块钱。

汪四贵怎么也想不明白,就给镇财政所副所长陈义军拨了个电话,“是不是他家出了什么事?”陈义军被问得一头雾水,但汪四贵的担心引起了他的警觉:难道是王所长的老毛病又犯了?想到这儿,陈义军赶紧跟市财政局纪检组长余华清取得联系。

余华清随即打电话给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电话那头,陈想玲再也忍不住,哽咽地爆出一个秘密:

2008年,王四平已患上癌症,并做了胃切除手术,因为总有忙不完的事,他对病情隐瞒了6年。也因为要保密,他放弃了大病医疗保险,解决费用的途径只剩下两种,一是正常报销,二是找亲戚借,6年下来,已经负债累累。

走村串户、开会培训时,王四平为什么随身揣着药瓶子和馒头,有一段时间到村里发放惠农补贴“一折通”,他为什么腰上别着导流管,这下,余华清全明白了。

市财政局局长夏继延听到这个秘密后,愣了几分钟,回想起以往和王四平打交道的情形和他这些年的工作状态,夏继延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王四平前几年也住过院,可夏继延每次问起时,他都是以老毛病为由“敷衍”过去。

这一次,王四平还想瞒着夏继延,“我不是去看病,是在武汉办事。”得知夏继延已经知道真相,王四平才老实地说,“我尽快早日康复,早点上班,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医疗费的事自己能行,不用操心……”

王四平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爱人下岗在家,还有一个14岁的女儿,全家的月收入还不够他付一天的医药费。

他住院的消息传出后,财政系统的同事、他曾经服务过的群众自发聚到一起,伸出援手。325日,夏继延带领局班子成员到武汉看望王四平,还带去了多方筹集到的10万元钱。几天以后,杨岭镇的农民和王四平的同事,纷纷来到医院。

“王所长生大病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一个不折不扣执行政策的人

在当地农民的印象里,王四平是个老实人,也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认真到了死板的程度。他们对记者举例说,上面要对能繁母猪补助,他就跳进猪圈一头一头数母猪,上面要对农村挖塘补助,他要实地察看值不值得挖。这样的事很多。

杨岭镇有29个村,每个农户涉及的财政补贴有57项,每一项补贴要落实到位,都有赖于财政所做大量琐碎细致的工作。

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职能发生了由收到支的转型。王四平进入财政所前,也是一个在田里挑草头的农民。原来农民种地要交税,现在反过来能得到补贴,这么好的事情,王四平想让他们第一时间、不折不扣地享受到。

但作为财政所长,王四平又意识到,发放财政补贴必须做到公平公开,否则就会引起矛盾。“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他懂。

就拿种植面积核实来说,农户在自家的土地是种油菜、玉米,还是棉花,各多少亩,每年的组合都是动态的,王四平和他的同事必须把这些数字弄清楚,然后进行公示,全体农户没有异议后再给予补贴。

王四平对口负责5个村,最大的村东西距离有四五公里,其他几名同事负责的村,他也要抽查。为了尽可能地把面积测量精准,前几年他给每人配备了一台GPS(全球定位系统)。绕着农田一圈又一圈,这一路走下来就得两个月。

5月的杨岭镇,中午已经开始热起来。王四平蹬着自行车到了团山村村委会,村主任让王四平歇一会儿再下村,王四平催着赶紧走,他步子大、步速快,村主任和同行的人小跑跟上。到了下徐组,王四平测量一户的小麦种植面积时,发现登记表上的数字比实际多出20亩,就毫不犹豫给改了过来。“王所长,这户人家穷,就多补点吧,反正是国家拿钱。”村主任劝王四平。王四平坚持说不行,他知道,这回如果心软了,就会助长虚报的风气,就会有人钻“粮食直补”的空子。

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王四平刚动完胃切除手术不久。那段时间,有几次晚上他回到所里,腰间导流管里浸出的鲜血已模糊成一片。

王四平是财政所长,但大多时候到财政所都找不着他。一有空,他就去和农民“拉家常”,在聊庄稼、聊收成的同时,把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也解释明白了。因为他太了解农民,拿着文件去跟他们念,没几个人会回应他,也没几个人能听懂。也因此,他逼着自己吃透政策,像海绵汲水一样去学习,让自己和政策衔接上。

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挖塘,就是王四平和农民们聊出来的。

杨岭镇尤其怕旱,新修、改造塘堰蓄水,在他看来,是个绝佳的办法。可挖一口塘,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以往农民们想都不敢想。如果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一口10万元的塘,则可以得到5-8万元的奖补资金。

杨岭镇镇长周军采纳了这一建议,每年有120万元左右的以奖代补资金被用到改善抗旱设施上。

听说有钱补,村干部都来找王四平。召集村民理财小组开会、征求意见、建项目库、测算效益、实地考察、施工监督、工程验收,挖塘的每一个流程,王四平都要参加,等一切符合规定,才能放心地把资金发下去。

就这样,明光村10口塘、余郑村7口塘……杨岭镇甩掉了“旱包子”的外号。

有人对王四平表示不解,财政发钱,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总比收钱容易。其实做过基层财政工作的人都知道,和农民就钱打交道,要较太多常人不理解的“真”。

1995年实行农业特产税时,王四平在义和镇财政所任职。一天下午,他捂着脸偷偷溜进办公室,同事余琪觉得不对劲儿,走过去询问情况,才发现王四平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原来,是王四平到农贸市场收税时被几个商贩打了。坐下喝了口水,拿毛巾擦了把脸,王四平想想不服气,就又冲出去跟商贩做工作,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政策,硬是把税收上来了。

后来,王四平调到了天鹅镇财政所,当时这个镇在应城市最穷,每年的税收任务都没法完成。王四平来了之后,不出一年就完成了任务。

对王四平来说,不管是以前的收钱还是现在的发钱,他的想法很简单:做一个称职的财税政策执行人。

脑筋死点,心踏实点

在这个人情社会,尤其是在基层,做一个称职的财税政策执行人,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也要抵制各种诱惑。

王四平每年经手的资金有几千万,想从他那儿“挪”点钱用的人有很多。为了尽量回避这些,他从不请客吃饭,也从不吃服务对象的饭。唯独有一次,他到村里发补贴通知书,一户村民家里熬了粥,他喝了一碗。这也是有原因的,患上胃癌后,他每顿只能吃少许,隔两小时就得吃一次,那天他出来得太久,随身带的馒头已经吃完了。

即使这样,有些事情还是会找上门。

2012年腊月二十四,临近年关,到镇上采购年货的农民一路有说有笑,财政所里显得格外冷清。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孙刚到王四平办公室串门,王四平一见“发小”来了,赶紧烧水泡茶,孙刚进屋后直奔主题:“老王,茶我就不喝了,这次来是代表单位找财政所借2万元工作经费。”“这不符合规矩,老朋友,实在借不了。”孙刚本来挺有把握,被王四平一口拒绝,有些接受不了。你来我往,几句下来,孙刚和王四平拍起了桌子。

孙刚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和记者描述这件事,他们之间是如何针锋相对的,记者并不是很清楚,但从孙刚激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愤怒。

来找王四平的人都是为了应急,这让讲规矩的王四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20139月,镇计生办主任张卫华急着将一笔2万多元的免费手术经费付给医院,但因镇长出差没有签字。张卫华想着跟王四平私底下关系不错,先拨款再补签也没问题。“财政部《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第19条规定:各项支出由单位财务部门按照批准的预算和有关规定审核办理。镇长没签字,款不能拨。”王四平死板的态度,让张卫华摔门而去。

还有人用“回扣”来诱惑王四平。

几年前,一个与他私交很好的朋友,带着礼品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希望能从财政账上借5万块周转3个月,并承诺给一定的好处费。王四平说:“你做生意缺钱可以找银行贷款,我手里管的是国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朋友骂他死脑筋:“给我周转几天又没有风险,到时候一定还给你,你还有好处费拿。”望着不欢而散的朋友,他自嘲说,“脑筋死点,心踏实点。”

2013年,财政所搞标准化财政所建设,为确保质量和工期,所有建筑材料王四平都随施工方一起采购。有一次,包工头趁他打点滴的时候,把原本应该5毫米厚的玻璃门换成了3毫米厚的。这马上被王四平识破,包工头塞给王四平一沓钱,希望能“手下留情”。王四平告诫包工头:“如果你不按合同规定,那就马上停工。”

因为“死脑筋”,王四平的家人、亲戚、同事都跟着吃亏。

改造塘堰,有大量的淤泥需要清理出去,占用地第一年不能耕种,一口当家塘得占用4亩地,每一亩得损失1000元左右。凡是要修的塘周围有亲戚家的地,他都让“优先”占,说服工作他去做。

有一次,王四平骑着自行车到村里察看工程进展,发现有一口塘修到一半,施工方因为差钱不干了,他当即让村干部到财政所找会计借钱。会计很为难,因为能借的钱只有所里几位员工待发的工资。王四平打来电话说,工资可以先不发,但修塘不能停。

杨岭镇是王四平的老家,2007年刚来当财政所长时,他就专程回家跟其他5个兄弟吃了顿饭,让他们支持自己的工作。

为了接受记者的采访,王平发第一次进了弟弟的办公室,他穿着一双粘满泥的黄胶鞋,裤腿上的白灰已经让人辨不清裤子的颜色,“在医院照顾他时,看着他拎着药瓶子打电话到处借钱,我是又痛心又奇怪,一个公家人,经济条件原来这么差!”王平发说这话时,声音有些颤抖。采访结束时,财政所的工作人员留他吃晚饭,他有些不好意思,说要回去喂猪,弟弟的病还得治,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望着渐渐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在场的几个人转过身去抹了抹眼泪。

王四平先后在应城4个最偏远的乡镇财政工作,从专管员到农税会计,从副所长到所长。28年来,他的荣誉证书有一大摞:1995年度农税创优竞赛先进工作者、2000年度应城市财政局先进工作者、2013年度孝感市先进个人……他似乎对这些看得很淡,他更看重的是农民心里的那杆“秤”,他觉得农民需要他,怎么干都值。

帮人上了瘾,宁愿自己委屈

在杨岭镇,财政给人的印象是万能的。

“王所长,我们这儿怎么突然停电了?”201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王四平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当年,湖北省财政实行专管员制度,王四平作为5个村的专管员,负责宣传解释各项强农惠农、通过“一卡通”及时发放各类补贴资金等事项。5个村的每家每户,都有王四平的名片。

从此,王四平干的不再只是财政的事,谁家缺水泵了,他想办法去借;谁家玉米囤积了,他去找商贩来买……

每年秋收的时候,王四平和财政所的同事轮流打扫楼前的一块操坪,供周围的农民晒粮食,遇上下雨天,农民在地里回不来,他们就帮着收。

不是财政的事,农民还是找王四平,是因为王四平在工作中总为他们着想。

应城盛产石膏,杨岭镇的青壮年在农闲时都会去敲石膏赚钱,早出晚归。2011年,一位农民要补办惠民补贴“一卡通”,因为不在财政所上班时间,来了两次都无果,第三次,他请了半天假,才办成。王四平了解情况后规定:在遵守正常工作作息时间的前提下,全所每人一床被子,轮流晚上值班,这项制度沿用至今。这方便了很多农民,有人趁大清早到镇上买菜就把业务办了。

对同事,他亦如此。

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所的工作量成倍增加,但杨岭镇财政所已经十年未增加新人。2008年,王四平出院后伤口还没有痊愈,所里几个人让他坐镇指挥,他不同意:“每人跑5个村够累的了,我的5个再分给你们,你们的负担就更重了。”

5个人中,最年轻的是徐文静,30出头,2002年应聘到财政所时,他有些浮躁,有些茫然,不知道一个卫校毕业生在财政所里打杂有什么前途。王四平来了之后,手把手教他学会计,没过两年,徐文静就成为一名优秀的预算会计。虽然当了会计,徐文静还是陷入了苦恼,每月1250元的工资几乎没法养活全家5口人。王四平又帮他到几家企业找了一份代理记账的兼差。现在,徐文静每月的工资可以拿到2000多元。

在财政所“拍桌子”的孙刚,“摔门”的张卫华,后来和王四平也没有闹翻,反而成了更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从财政所回去后,在最气愤之际,他们都接到了王四平的电话,“这钱我私人借给你。”

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说,他帮人“上瘾”,宁愿自己少吃少穿。

上世纪90年代,王四平是一名农税会计,六七年间,他成天穿着制服,把自己好一点的衣服,全部捐给了农民。

2012年夏天,王四平到明光村发放农民负担卡时,发现了一个辍学在家的孩子。这个孩子叫徐泽枫,与年近70岁的爷爷相依为命,家徒四壁。看着孩子困惑无助的眼神,帮他上学的念头在王四平心中油然而生,但想到妻子没有正式工作,自己因病而债台高筑,又犹豫了。临出门时,孩子期盼的眼神,使他下定了决心。几年来,他戒了烟,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近6000元资助孩子念书。

记者来到徐泽枫家时,在他贴满墙的奖状中,发现了一份“承诺书”:“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王所长的期望。”

农民是朴实的,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这叫以心换心。在王四平所住的病房,记者注意到,这儿没有大束鲜花,没有大篮水果,桌上摆满了盆盆罐罐,那是农民看他时带来的粥、汤,还有土鸡蛋。

记者离开病房时,王四平的爱人陈想玲跟着送到电梯口,又吐出了她的心里话。当时为什么嫁给老王?就是因为当初陪他去医院看眼病时,大门口坐着一个可怜的老爹爹,他把兜里仅有的10块钱给了老爹爹。“跟着这样善良的人,心里踏实。”

她知道老王的日子不多了,总在不自觉地回忆往事,像是在和我们讲述,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在癌症病魔面前,我们深知现代医学的无奈,不过,我们还是祈祷奇迹发生,衷心地祝愿这样的好人早日康复。在今天的基层,农民太需要这样的好“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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