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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系统党建信息》第2期(2015)

 

吴波同志先进事迹学习材料

 

  【编者按】近期,我部原部长吴波同志先进事迹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为深入学习吴波同志先进事迹,广泛宣传老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根据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和部党组的部署,财政部印发《关于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向吴波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财人﹝201514号),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和广大财政干部职工深入开展学习活动。现将关于吴波同志先进事迹的追忆文章、媒体报道摘编刊发,供学习。

 

 

  

 

吴波同志生平  …………………………………………………………3

 

追 忆文 章

忆吴波同志………………………………………………………王丙乾4

永远的丰碑……………………………………………王丙乾金人庆12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生前事………………………………………项怀诚28

熠熠生辉的口碑………………………………………刘克军王韶光33

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  …………………………………宁新路44

 

媒 体报 道

两份遗嘱两袖清风 …………………………………………人民日报55

他就在身边,从未走远 ………………………………………人民日报61

为“吴波精神”点赞……………………………………………人民日报65

一位共和国部长的“五子棋局”…………………………………新华网66

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73

新中国财政部第五任部长吴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5

吴波:我的儿子不准进财政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6

此生不愧净无尘(上)…………………………………………光明日报78

此生不愧净无尘(下)…………………………………………光明日报85

两袖清风 来去无尘 …………………………………………经济日报91

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经济日报98

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中国财经报99

 

 

吴波同志生平

 

吴波(1906-2005),男,1906年生于安徽省泾县。19396月参加革命工作,任晋察冀干部大队参谋,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统战部、驻洛阳办事处干事、秘书。后奉调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担任传记委员会编辑。1941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解放战争期间,兼任晋察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8年后历任财政部顾问,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顾问、党组成员。1988年离休。2005221日在北京逝世。

吴波是党的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忆吴波同志

王丙乾

 

 2006821日,是吴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追忆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财政战线上杰出的领导干部、财政部原部长,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吴波同志一生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范,他是一位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了不平凡的高尚情操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的崇高品质和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

杰出的理财家

  我结识吴波同志始于1947年。那时,我在冀中行署财政厅工作,有一次到晋察冀边区财政厅汇报冀中区的财政预算,第一次见到了吴波同志。1948年,我调到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一年后转到了中央财政部,当时吴波同志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主任。从此,我与吴波同志共事长达30多年,成为工作上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活中的挚友。

  吴波同志长期担任财政领导干部,为我国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贡献巨大。建国初期,国家税制比较混乱,解放区各根据地都有自己的规定,新解放区则暂时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而且,解放战争还在继续,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展开,财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在这种危难关头,吴波同志提出统一财政,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建立中央、大区、省(市)三级财政,改变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同时,主张加强统一的财政制度建设:实行预决算制度,中央地方都要建立金库,收入交国库;建立健全会计制度,严格财经纪律,成立财政督察司。在税收方面,根据中央的精神,主张统一税政,统一税制,建立健全税收机构,培训干部,加强税收工作,并提出抓税收与促进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专业收税与群众协助收税密切结合起来,完成税收任务和保证实施税收政策结合起来。强调加强税收的宣传工作,整顿税收秩序,减少偷漏税和抗税事件。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对于农业税的征收,实行按常年产量(经常年份的粮食产量)计税,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减轻了农民负担。在建国初期,吴波同志对填写新中国财政建设发展史上的空白一页,起到了奠基人和开拓者的作用。

  从1958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了力挽狂澜,中央于1961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从1962年初开始,吴波同志协助李先念同志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他根据中央精神和针对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实际情况,提出五项重要措施:一是压缩行政事业费,精简机关干部,缩减城市人口;二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将大跃进时每年三四百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至50亿元;三是财政给银行拨钱,支持银行实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目标;四是加强税收工作,打击农村集市投击倒把行为;五是清理大跃进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包括大炼钢铁、平调公社财物、乱拉乱用商贸部门的物资、乱用银行贷款等。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1964年我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物价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财政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新的形势下,吴波同志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注意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为财政改革和转型推波助澜。在他从部长退居顾问以后,仍然牵挂着财政事业,他常将财政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向先念同志汇报,别的部门或同志对财政工作有什么意见,他也通报给先念同志,听取领导指示。先念同志告诉他,财政部一些重要的材料,可及时送他看。先念同志还说,财政部站在全局的高度,加上消息灵通,能看出问题,也敢于暴露矛盾。陈云同志也说过,要给财贸部门恢复名誉。吴波同志离休后,仍然关心财政工作,每次部党组向他汇报情况,他都非常认真听取并做记录,提出自己的看法,使我们做财政工作深受裨益。

务实的理论家

  吴波同志在财政系统担任领导30多年,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财经验,而且在实践中能及时总结经验,并从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和总结,形成不少新思想和新观点,成为一位务实的财政理论家。

  理财首倡勤俭节约,这是吴波同志理财理论的核心。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勤俭节约是理财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同时也是发展壮大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础。他认为财政形势越好,收入基数越大,越要注意节俭。理财的大忌就是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从而产生腐败因素。

  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个观点,20世纪90年代我曾让财政部科研所的同志找红学专家共同研究过《红楼梦》里贾府的理财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俭则兴、奢则败。所以,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行廉政,反对腐败,是党和国家必须坚持的长远方针和重大措施。节约不光是节约财力,还有节约资源、物力等许多方面,从治国理财到企、事业单位的规划用度都要厉行节约。

  吴波同志一直坚持财政综合平衡的理论。这一问题是陈云同志一再强调的,他说过搞经济工作,不懂得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财政综合平衡中关键的是国家建设和财力物力的综合平衡,财政和信贷的综合平衡,还有财政与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平衡协调。从综合平衡理论出发,吴波同志始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理财观,坚决反对赤字无害论。主张财政经济发展与国力国情相适应,必须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对于综合平衡与适度举债的关系,吴波同志认为一定要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条件适度举债,而且,举债的规模、还债的时间等一定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是吴波同志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毛主席曾讲,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财政既要大力支持经济的发展,又要通过财力分配和财税政策,限制或改变其不科学、不合理的计划和举措,保证经济和财政的良性循环。吴波同志一贯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发展经济的观点,他认为:增大财政收入,首要的是靠发展经济,培养财源,否则就成无米之炊。其次,税收工作是理财的基础环节,要加强税制建设、制止偷漏,既要抓西瓜,也要抓芝麻。

同时,还要加强企业财务的管理,搞好经济核算,节约资源,减少材料消耗,降低成本费用,做到盈而不亏。他认为这是夯实财源的又一重要渠道,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会越来越重要。因此,他始终按照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建立财政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关系。建国后,财政部成立经建司(后又分为工交财务司、商贸财务司),就是为了促进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吴波同志的领导下,财政部在具体处理财税问题时,总是以经济发展大局为重,不为眼前利益所动,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在吴波同志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从建国初期开始,财政部就确立起了做大财政蛋糕必须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上的理念。

优秀的共产党员

  吴波同志是我国财政战线上杰出的领导干部,更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尽心尽责,对同志关怀备至,为人民服务一片真情。这是我对他的总体评价。

  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讲政治、讲大局,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从不马虎或者打折扣。他非常注重搞好和部门、地方之间的关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改进工作,从不强人所难。他常讲财政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只有注重各方面的协调配合,才能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在财力分配方面,要坚持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在保持全局稳定的同时,中央和地方要上下兼顾,做到全国一盘棋。既要发挥各级财政的主动性,也要发挥企业增产节约的积极性,为国家多积累财富。

  他工作扎实,注重实效,不但自己经常深入基层,也要求同志们经常到基层去,听取工农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多做调查研究,多为群众办实事,以此来考察我们的工作水平和实效。他还讲,财政工作要实事求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有喜报喜,有忧报忧,不能弄虚作假,以免影响中央决策。此外,因为财政工作关系到全局,也要敢于暴露矛盾,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做好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有各省各部门的领导参加。会上财政部汇报了两个财政问题,一是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的情况,批评了一些地方瞒报收入和支出违规问题;二是吴波同志客观地指出近两年财政还有赤字,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不能忽视。结果却引起一些同志的非议,说财政部吹冷风,泄干劲,怎么老赤字啊!一时使得会议气氛很紧张。一些同志后来将这个情况反映给陈云同志,他在看了吴波同志的发言稿后,说吴波同志讲得对嘛,这才解了围。

  吴波同志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任,并且从不顾及个人得失。对于上面领导同志的讲话,他认为不妥当的,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并且据理力争。毛主席过去提出要实事求是,小平同志也讲过要实事求是,我们大家也说要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有些事情还没有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一是认识水平问题,再一个是立场问题。你是立党为公还是为私,如果怕影响你的乌纱帽,就不敢说真话,怕招惹是非,就不敢担责任。同样,吴波同志对于自己做得不够或不对的地方,也敢于承担责任,决不推诿。他这种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记得有一次国家经委在四川召开会议,讨论企业利润留成问题。吴波同志顶着很大的压力,给与会代表解释财政收入情况,提出企业利润留成要区别对待。随后在国务院开会时又因讨论税前还贷问题而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我们对外资来国内办企业实行税前还贷政策,中央一位同志提出在国营企业也要实行税前还贷。吴波同志认为如果国营企业都实行税前还贷政策,国家的税款流失就太大了,结果就争论起来了。吴波同志向来实事求是,他不会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他从来不作墙头草式的风派人物,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对他而言,对的赞成,不对的则会说明理由。

难忘的人民公仆

  吴波同志忠于职守,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他任部长期间,中央决定派他出席世行年会,并且要发出国的服装费等补贴,这在当时是个难得的机会,但他为了工作而放弃了出国,成为从未出过国的财政部长。

  他提倡勤俭节约,不仅表现在财政工作上,而且表现在机关建设上,表现在勤俭持家上。有一次我们曾想为财政部的老领导戎子和、吴波同志庆寿,尽管我们申明是掏个人腰包,但吴波同志仍不答应。

  他克己奉公,严以律己,不讲享受,不贪图便宜,从不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如在住房、家具、坐车、回乡以及出差等问题上,他都谢绝高规格的待遇或常规性的帮助。在他逝世前的弥留之际,还立遗嘱告诉儿子把公家分的房子交回财政部,不留给子女使用,这更是说明他人格的伟大,使人深受感动。他平易近人,助人为乐,常常想的是国家、是人民、是同志,却很少考虑自己。

  我还记得,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姚依林同志告诉我,吴波同志准备退下来,中央决定由你当财政部长,要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作预算报告,并出席世行年会。这个决定出乎我的意料,当即请姚依林同志建议中央同意吴波同志在人大作一次预算报告,并出席世行年会。姚依林同志说,吴波同志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不会同意。

  吴波同志是一个工作很有水平、能力很强的领导干部。事实证明,他能带领财政部门的干部精诚团结,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工作任务。在处理部内各种关系时表现大度,能够摆事实,讲道理,化解矛盾。对各司局的工作和干部问题,也是讲政策、讲道理,既不采取和稀泥的办法,也不采取压制的办法,使大家心情舒畅,形成一种团结向上的凝聚力。

  他与同志们和蔼相处,从不发脾气,没有官架子。他关心同志们的进步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采取的办法一是言传身教,二是组织大家学习,或送往学校深造。如有机会,就带一些同志参加高层次会议,或拜访领导同志,使之见世面,受熏陶,这种办法很奏效。他对我很关心,特别是政治上的关心。我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比较起来还年轻。有一次河北省报刊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年轻干部当了部长的文章,大加赞扬。陈如龙同志问吴波同志,我们报刊上登不登,吴波同志说,少宣传,多做事,并把此事亲自告知我,对我关爱有加,使我深受感动。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吴波同志的一生,朴素无华、平易近人、心系群众、严以律己。凡是能给予他人及社会的,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他却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吴波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光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惜,他那高风亮节的风范,值得我们永久怀念。

(作者系财政部原部长。)

 

 

永远的丰碑

——纪念吴波同志诞辰100周年

王丙乾 金人庆

 

2006821日,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财政战线上杰出的领导干部、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吴波同志一生心系人民、求真务实、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克己奉公,是我们心中一座永远的丰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卓越的贡献

吴波同志出生于安徽省泾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27年,21岁的吴波立志救国,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任国民政府湖南省水灾善后委员会委员,办了许多救济灾民的实事。之后,他在上海与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接触,掩护过不少被国民党追捕的共产党员。1936年在陕西省政府任参议时结识了在杨虎城手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宸。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同志专门接见他并作长谈,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党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吴波同志1945年在晋察冀边区任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主管粮食工作。在发展边区粮食生产,积极解决农民生活和部队给养问题上成效显著。在解放战争中,他兼任晋察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在军队后勤供给上做出了突出成绩。1948年,他任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源建设上,克服困难,筹粮筹款,支援前方部队。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任副部长时,积极建立新的公粮制度、粮食管理调运制度和城市工商税收制度,保证了根据地和前方部队的财粮供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开始考虑统一财政的问题,并着手研究制订全国统一后各种税收条例草案和规章制度达14种,筹划革命胜利后铁路、公路、电讯、农林、水利、卫生等事业的支出安排,为新中国财政做准备。

建国初期,吴波同志任中央财政部党组副书记、办公厅主任,为努力完成统一财政、税收、粮食管理和经济调整工作,奠定新中国的财政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时,全国各地的税制比较混乱,解放区各根据地都有自己的规定,新解放区则暂时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因此,统一全国税制成为新中国建立后财政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此时,国家百废待兴,财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不再继续发行货币,要求加强税收工作。在中财委和财政部主持下,吴波同志具体组织筹划召开了首届全国税收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起草了货物税、工商业税和其他各税暂行条例以及全国税务机关暂行组织章程,审改、发布了各种税收条例实施细则,对扭转财经困难局面,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及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1950年,吴波同志还主持研究起草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并在其后的几年内,由他组织起草、审改、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税法令,初步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税制度。

1952年下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公私关系发生了变化,公营企业的比重增加到50%以上,私营经济比例降低;二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流通环节和征税环节相应减少,出现了经济日益繁荣,但税收却不断萎缩的局面。为此,中央财委决定修正税制。在吴波同志的主持下,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决定把以前应缴纳的几道税集中提前到工业环节来缴纳,最终使1953年的全国税收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1956年,我国工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果继续沿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那套税制,则会出现重复征税,国营经济税收所占比例过小,留存利润过大,不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等问题。在吴波同志的领导下,财政部提出了税收制度与企业利润改革方案。经中央研究决定分两步实施,第一步简化税制,第二步增加税收。1958年,我国进行了工商统一税改革,在不提高税收比例的前提下,把各种税合成工商统一税,减并税率,减少纳税环节。这次税制改革,财政部在广泛征求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坚持先试点后推广,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形成了既适合国情、又科学先进的工商税制,并且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适应形势发展,吴波同志在1958年主持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他亲自撰写《条例》(草案)说明,向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报告,阐明“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方针与稳定农业税负担的具体方案。《条例》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由毛主席亲自签署公布。新《条例》废除了原有各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不同的农业税制,在全国农村统一实行分地区的比例税制。农业税新制度的确立,使农业税占农业实产量的负担比重,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3%、“一五”时期的11.6%,逐步下降为2.5%左右。对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产生了显著成效。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1年,中央针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出现的停滞现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1962年的中南海西楼会议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在听取了财政汇报后指出,财政收入有水分,要求实行“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财政方针。从1962年开始,吴波同志自始至终协助李先念同志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当时,他从人民银行调回财政部任副部长主持工作不久,就遇到了这个重大问题。根据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财政部采取了五项重要措施:一是压缩行政、事业费,将“大跃进”时年度三四百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至50亿元;二是停止执行国营企业利润留成办法,把这部分利润上交国家;三是财政给银行拨款,支持银行实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目标;四是加强税收管理,打击农村集市的投击倒把行为;五是清理“大跃进”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1964年我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物价趋于稳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波同志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任财政部部长。为了挽救当时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财政工作,吴波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次走上财政改革的风口浪尖。当时,有人提出要中央财政给地方放权,给国有企业松绑。加上搞“洋跃进”、农产品提价、城镇人口和职工补贴、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原因,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吴波同志认为搞企业财务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经过调查研究,他建议中央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分别对广东、福建及四个特区(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还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为了使受“文革”严重破坏的税收工作恢复正常的秩序,在吴波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了有深远意义的税收三大建设(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目标,并付诸实施;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工商税制改革,就是按照这个《设想》的框架和路径进行的。之后,我国引进了作为流转税改革方向的增值税,开征了视为禁区的国营企业所得税,从此建立起了独立的新涉外税制调节体系。

1980年,吴波同志主动辞职担任财政部顾问以后,仍然积极地为财政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他参与并认真筹划了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与其他同志一起,深入研究,精心策划,为这次改革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这次改革彻底扭转了过去长期形成的税制单一化倾向,创建了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调节的复合税制新体系。不仅保证了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吴波同志离休后,仍然对财政工作很关心。每次财政部党组向他汇报情况,他都非常认真听取并做记录,提出自己的看法,使财政工作深受裨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新中国的财政发展史上,铭刻着吴波同志的突出贡献。  

宝贵的财富

吴波同志在财政战线担任部领导工作30多年,不仅在实际工作中为新中国财政的奠基、发展和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将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治税观和理财观。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税收是国家筹集财政资金的基本渠道,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税收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何认识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税收功能,是建国后摆在全国财税理论及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吴波同志以我国税收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税观。

一是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建国初期,相当多的人认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利用强制的手段向纳税人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这种观点强调了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税收的特殊性。吴波同志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税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协作关系,提出了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的重要观点。1958年,吴波同志在一次发言时指出:纳税单位既是纳税人,又是办税人,这是一种新的征税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也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我们开展税收工作必须依靠群众、依靠企业、依靠基层。吴波同志对税收的理解与解释独树一帜,赋予了税收新的内涵。

二是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1958年,吴波同志在阐述生产与组织收入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强调从促进生产入手来组织收入,在促进生产的同时,抓紧组织收入工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需要;然而,我们又不能光是去搞生产,还要组织收入,对财税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组织收入就是最大地促进生产。

三是完成税收任务和严格贯彻财税政策相结合。1948年,吴波同志在华北首届税务会议上讲到,在税收征收工作中不要单纯地只是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而应该认真研究税收政策,广泛宣传政策,将完成税收任务和严格贯彻财税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在政策上就会出毛病,就会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就会使老百姓误解我们的税收和国民党的税收没有什么区别。

四是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大跃进”前后,社会上曾经涌现出一股“税收无用论”的浪潮,当时财政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大多数同志都主张取消税收。195810月,农村开始实行财政包干,19591月在7个城市进行了“税利合一”试点,都不另行征税。吴波同志在深入了解试点情况的基础上,坚决反对“税收无用论”,认为税收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大有用处。19595月,他在全国税务会议讲话中创新性地论述了税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突出了税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即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有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有利于调节社会消费;有利于生产物价管理;有利于财政积累。吴波同志强调应立即按照财政部草拟的办法,在农村恢复征税,在城市停止“税利合一”的试点。吴波同志的这一观点,对扭转当时“左倾”错误、把税收工作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财政乃“庶政之母”,不仅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吴波同志以我国财政历史实践为基础,形成了深具影响的理财观。

一是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相结合。财政收入源于经济发展,又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在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是财政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吴波同志一贯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壮大财政。他说,增加财政收入,首要的是靠发展经济,培养财源,不能搞无米之炊。其次,税收工作要抓紧、抓好、抓实,这是财政收入的主体,要加强税制建设、队伍建设,制止偷漏。同时,还要抓企业财务,搞好经济核算,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做到盈而不亏。这是财政收入又一个重要渠道,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会越来越重要。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此,他始终按照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建立财政与经济之间良性循环的关系。建国后,财政部成立经建司(后又分为工交财务司、商贸财务司),就是为了促进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和发展。在吴波同志的领导下,财政部在具体处理涉及财税问题时,宁可放弃眼前利益,总是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可以说,从那时起,在财政部就树立起了发展经济、壮大财政的理念。

二是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经济发展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与国力国情相适应,必须量力而行,稳步前进。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社会上“赤字无害论”一度抬头。吴波同志则始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思想。他指出,盲目实行赤字财政,滥发货币,物价就要上涨,货币就会贬值。如果不能量入而出,最终将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三年大跃进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古今中外经济和财政史上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他建议中央重新肯定“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并把它作为经济调整时期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重要方针确定下来,无论考虑长期计划还是年度计划,无论考虑调整还是改革,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要根据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来安排。吴波同志的这一思想和理论,又一次将国家财政事业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三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依托,决定着政府间财政收支的划分,决定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中央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就是中央财权削弱,下放地方过多。吴波同志主张上下兼顾,要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他在19643月指出:应改进中央和地方的收支划分办法,减少专案拨款,实行总额或比例分成,支出与地方分成挂钩。专(区)、县应当有一定的财权,省辖大中城市的财权应当比专(区)、县大一些。1978年后,针对新情况与新问题,他又提出,资金过于集中不行,过于分散也不行,适当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是我们全局利益的所在,也是我们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但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地方、企业的需要。在这个理论问题上,吴波同志始终坚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是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为国理财、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在财政资金总量确定的基础上,勤俭节约可以相对增加财政资金总规模,以少量的钱办较多的事,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大力提倡。吴波同志将勤俭节约的理念,一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实践中。他经常对财政部门的同志讲,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任何大手大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虽然财政部每年有几千亿元的资金,但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是人民的血汗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因为财政收入多了,就随意花钱。为了国家的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涓涓细流能够汇成大江大河,勤俭节约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要节约国家的每一个铜板”。他的这一思想对于今天建立节约型社会,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吴波同志的治税观和理财观,在他主持财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评价。1962年吴波同志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部长”。  

坚定的信念

吴波同志是一名有着64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蒙受委屈和不公正对待时也毫无怨言。

吴波同志出身旧社会,毅然投身于艰苦的革命洪流。到了延安后,吴波同志被安排在统战部,白天搞接待,晚上写简报,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延安整风中,有人说南汉宸搞大西北主义,由于吴波同志最早在南汉宸手下工作过,受其牵连被抓了起来,蒙冤入狱达3年之久,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直到1945年南汉宸出面要人,吴波同志才被释放出来。吴波同志从来没有把这不了了之的事放在心上。没有怨言、一如既往地积极为党工作。

1953年初,在修正税制中,由于财政部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修正方案,事前没有报告中央,被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后改为“原则性错误”),并受到批评。吴波同志在一次大会上主动站出来做自我检查,主动承担责任。19558月,在全国税务会议上,吴波同志又再次做深刻检查,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直至逝世前,吴波同志都从未做过任何辩解。他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无私无畏、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长期以来为广大群众所赞誉。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指使造反派批斗吴波同志,意在打倒李先念同志。造反派在财政部到处搜寻材料,还要求吴波同志揭发李先念同志,被吴波同志断然拒绝。在整个运动期间,吴波同志自始至终把过失扛在自己肩上。在“文革”中,他受到很大的冲击,被停止工作,污蔑为走资派、反动权威,经常挨批斗,甚至挨打,深受迫害。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文革”后,他将补发的“文革”期间的所有工资,一分没留全部交了党费。

在吴波同志的革命生涯中,尽管他三起三落,屡遭不幸,蒙冤受害,却始终没有挫伤他对党的坚定信念。“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钢百炼身;今日灵山问正果,此身犹愧镜浮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下的这首诗,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广阔胸怀、远大理想和无私奉献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情操。

吴波同志的先进党性,还表现在能够始终不渝地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自觉抵制错误倾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财政部一位司长在外单位学习期间,因一时言语激烈,被外单位划为右派。吴波同志根据该同志的一贯良好表现,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向外单位介绍情况,不避嫌疑,不怕牵连,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他带队在河北唐山市,经过长期的深入调查,证实当地基层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个别人。吴波同志敢于突破文件上说的基层干部烂掉1/3的框框,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并如实向中央反映了情况,保护了基层干部,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1958年“大跃进”中,全国刮起的“共产风”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他针对各地财政大放卫星、虚增虚支等危害现象,汇集了大量实际材料,向中央如实反映存在的严重问题。19794月,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力求通过调整当时严重失调的经济比例关系,把遭受“文革”破坏的经济尽快恢复起来。吴波同志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认真履行职责,不仅致力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提高投资效益,致力于增加发展农业和轻纺工业资金,致力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而且指示财政部科研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以财政部经济问题调查组名义编写了十多期《经济调研简报》。经吴波同志亲自审阅后,直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中财委等单位,积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当时存在的基建规模过大、国家财力不堪重负、盲目引进国外技术与设备等问题。简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吴波同志从不看重地位和权力。他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他从不利用手里的职权搞特殊化。在他任部长期间,财政部没有一辆好车,一遇到去机场接送外宾的任务,司机班的同志就心里犯难。后来,财政部有关部门买了几辆奔驰车,他不仅在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对此做了严肃批评,而且自己还做了对有关部门管理教育不严的自我检查,并且还把买回的几辆车全部上缴了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在部长用车问题上,吴波同志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文革”以后,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7点,他都要从西四出发,步行40分钟到三里河的办公室上班,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天天都是如此。在吴波同志的带动下,财政部从不搞特殊,受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同志的一致好评。

 

崇高的品质

吴波同志的一生,冰清玉洁,朴素无华。凡是能给予他人及社会的,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他却毫不犹豫地推让。他像一支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

吴波同志在工作中,求真务实,作风民主,对职工及部风的影响很大。无论在他任办公厅主任,还是担任部长时,研究问题,批阅公文,常常是夜以继日。为了工作方便,他干脆住在了财政部礼堂后面的平房里。研究问题时,坚持走群众路线,对一项政策的决策,要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听取不同意见,再提出方案。特别是遇到税制需要变动或改革时,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到基层蹲点,深入调研。吴波同志与大家交往和蔼亲善,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始终以商量的态度办事。

吴波同志在生活中心系群众,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而亲近的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他虽然任晋察冀边区财政部长兼边区司令部供需部部长,但始终和战士吃一锅饭。当时,边区政府给吴波同志配备了一匹马和一名马夫,但他在行军中从来没有骑过,不是让行动困难的病号骑,就是驮战士的行李。对他来说,官兵之间的区别,只有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在生活上首长和战士都是平等的。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吴波同志的几任秘书都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秘书家的房租、水电费都是从他的工资里开支。当时的工资很低,除了支付这些费用外,他还要寄钱给一些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家属,自己则勤俭节约过日子。

尽管吴波同志在财政部任职期间从未回过安徽老家,但他始终牵挂着老家的发展。他在信中勉励泾县财政局的同志说:“一定要脚踏实地办事,一定要讲求经济效益。产供销必须结合起来考虑,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得出去,才能变成真正的财富。要经常注意市场供求的变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朴实而诚挚的话语,饱含着他对家乡建设事业的关心。

身为财政部长,吴波同志一生不知管过多少钱,但他心里始终装着集体和国家,而将自己的需求压缩到最低。当时,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夏天炎热,总务处要给他配电风扇,他坚持不要。他会客室的沙发又破又旧,还带着紫红色补丁,1980年部总务处多次提出更换,他都不同意,说补补还可以坐。他的会客室(实际就是外屋)十分简陋,只摆放着一些书和花草,他说国家财政困难,不能浪费一分钱,有钱要用在刀刃上。他住的老式平房非常破旧,机关几次提出来要整修,他总是不答应。有一次李先念同志去家里看望他,因胡同太窄,车进不去。其他领导去看他,也碰到同样的麻烦。在吴波同志看来,当领导的一大方,风气就会变坏;相反,节省下来的钱,却可以帮助群众或有困难的职工,是一举两得。

克己奉公,严以律己,也是吴波同志高尚品质的重要体现。1957年,他到上海搞税制改革调查研究。由于时间较长,上海房价又高,他提出局级干部俩人住一个房间,秘书住一小间,节省了很多开支。1979年,吴波同志到成都开会,会议安排他住套间,但他一定要住单间。1983年,他出差路经延安,延安宾馆给他和老伴准备了一个套间,他知道后对当地领导说:“我离开延安快40年了,这次回延安就是回‘娘家’,让我住套间,这明明把我当外人,我怎么能安心住下来?”后来,宾馆领导把套间换成了单间,他和老伴才高高兴兴地住进去。

1976年,吴波同志为摸清“文革”后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决定亲自作一次调查研究。到第一站山东时,发现5部小轿车一字排开,几位处长在车旁等候。吴波同志严肃地说:“只要一个人陪同,去辆面包车,小车一辆也不要。”在他的坚持下,吴波同志和工作人员同乘一部面包车开始了对山东的调研。一个星期后,他一行乘火车到了泰安,接待人员让他乘坐红旗牌轿车,被吴波同志婉言谢绝。他硬是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202吉普车里。

1978年春,吴波同志带着税务调查组去无锡调研。没想到副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和省财政厅厅长都来了,吴波同志动情地劝他们都回去,只让市长一人陪他和工作组的同志。快到中午时,他提出回招待所吃饭。市长说太湖饭店已准备好了,就在这里吃吧。走进太湖饭店,看到桌子上摆了好多菜,吴波同志犯了难,坐下吃吧不好,不吃吧这么多人已饿得肚子直叫。饭后,他让秘书给饭店付了5斤粮票和50元钱(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人员每天3餐付粮票1斤,款1.5元)。

在个人住房问题上,吴波同志更是严于律己。建国初他住在财政部机关的平房里,后来搬到大酱房胡同,一住就是47年。等到财政部分他新房时,他却坚持不住,最后搬到了万寿路宿舍。在他逝世后,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儿女们将万寿路的房子交回财政部。吴波同志有三个儿子,都没有因自己的权力之便安排在北京,除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厂工作外,其他两个孩子至今都在外地工作。

他公私分明,私事绝对不用公车。多年来,他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办私事都是挤公共汽车。1982年,张劲夫同志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知道吴波同志40年没有回过安徽,便请他和夫人一同回去看看。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接送,他认为这次回安徽是私事,不应享受公差的待遇。上火车前,他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张劲夫同志每谈到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要是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长者已逝,风范犹存。在吴波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他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原载于2006826日《中国财经报》,作者系财政部原部长。)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生前事

——回忆吴波同志

项怀诚

 

吴波同志是共和国第五任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当部长时,吴波同志主持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前后共有20年。吴波同志在财政部的民意很好,威信很高,带出了财政部一代风气——勤奋、清廉、踏实、仔细。

吴波同志离休以后,部里同志都尊称他为吴老。对我来说,吴老是前辈。他参加革命队伍时,我刚刚出生;他在财政部当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他在我心中永远是可亲的长者、可敬的党员。吴老逝世3周年了,和我一样追随他几十年的财政干部都很怀念他。他生前的一些点滴小事,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一只破损的眼镜盒

1964年“四清”运动前,抽调去搞“四清”的干部在部里办集训班,地点在三里河一号。当时,那里是集体宿舍,有几间空房子可以用来集训。我被编在吴波同志的一组。一天,吴波同志穿一件灰卡其布的中山装,和大家一样坐在木椅上看文件,他戴一付有玳瑁花纹的角质近视眼镜,那时他已近60岁,记笔记时要把眼镜的一端推到额头上,或者把眼镜的一条腿放在脸颊上。我那时年轻,觉得很新奇。30多年以后,我看文件时往往也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或把眼镜腿放在脸颊上。这可能是个下意识的动作,是从吴波同志那儿学来的。

吴波同志随身带一个铁壳的眼镜盒,表面的绒布已经破损,边边角角都可以看到黑黝黝的铁盒。这个眼镜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财政部的老同志都知道吴波同志生活非常简朴,长年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经常穿布鞋。后来,我从他的秘书姚文刚写的文章中才知道吴老的工资经常用来资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机、保姆等,对自己则要求特别严格。

也是在那次集训中,我第一次听到吴波同志的发言,他说话的声音轻轻的,态度非常文雅,让人有种如坐春风的感觉。

 

干校养鱼翁

1969年,吴波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财政部的一些干部一起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他被编在二连,负责看管鱼塘和梨园。在干校几年,吴波同志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有时见他背个筐捡牛粪;有时见他坐在鱼塘边上看书,夏天拿着一把大的芭蕉扇。在田埂上偶然碰上,财政部的干部总会让吴波同志先走。

吴波同志办什么事情都那么认真。1972年冬,他离开干校回北京前写了四首七绝,交给组织,作为思想汇报。

其一:又别沙洋回上都,倚装老眼泪模糊。六年炉火炼顽铁,但恨未全资变无。

其二:漫云老马识征途,虚沐春风三十余。功罪须从根底找,立场一错满盘输。

其三:大梦醒来惊且呼,依然曳尾在泥涂。此身愿借汉江水,洗尽脓淤还好肤。

其四:喜经风雨见新图,大地春雷万物苏。好景无边寻未晚,太行王屋日荷锄。

这几首诗的原稿差一点被作为废纸,装进麻袋送去销毁,后来被一位在部长办公室当秘书的有心人捡了出来并悉心保管,才保存下来。今天读起来依然亲切。像他这样一身清白、出淤泥而不染的老革命,都时时在警惕自己,“依然曳尾在泥涂”,努力要借汉江水,洗尽脓淤,永葆革命青春。像他这样为革命奋斗了30余年的老战士,已经60多岁的老人还要面对两座大山,日日荷锄,挖山不止。那种自我改造的决心、永远革命的态度、奋斗不息的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发扬和继承。

修房子和躲寿

吴波同志进京后,直到1995年前后,整整40年一直住在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正房三间,厢房两间。南屋和车库都让他的司机老蔡住了。我当副部长以后,几次提出要修葺吴老的房子,他都不同意,后来梁柱的油漆都脱落了,有的地方漏雨了,不修实在不行了,才勉强同意修。为了方便施工,请吴波同志和他夫人邸力同志在招待所住几天,吴波同志一再关照我,简单修修就行,不许花钱大搞装修。吴波同志生活之简朴是许多同志想象不到的。

1986年,吴波同志80大寿。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建议由他和我们几位副部长每人拿几十元,凑份子给吴波同志过生日,祝寿。丙乾同志亲自和吴波同志商量,吴波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样吧,再过10年等到90岁时再说吧!”吴波同志这个主意一拿定,谁说都不行。到生日那一天,他怕我们还是要给他祝寿,早早就让老蔡开车到西郊去了。据说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

那时候,我逢年过节去看望他,吴波同志总是那么和蔼,拉着我的手说:“人老了,什么事也不干,光吃不做,还给你们添麻烦。”那时他耳朵开始有点背,心静如水,只在家里看书读报,很少出门。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麻烦人。

当一个彻底的无产者

吴波同志一向严于律己,从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旗号牟取个人私利,也不会让家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占有任何好处,有时做得似乎不近人情。他的大儿子和四儿子上世纪50年代自愿报名分别去了甘南和北大荒支边,其间由于形势和各种情况的变化,他们有过多次机会调到北京与父亲团聚,或者调到条件好些的城市,但吴波同志坚决不让。其大儿子去世前一直都生活和工作在甘南的一个县里,其大儿媳只是一个基层供销社食堂的普通职工;四儿子始终也没调到北京,四儿媳妇是北大荒一个农场的工人。三儿子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上世纪80年代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吴波同志得知后,坚决不同意。其理由是我在财政部工作,我儿子决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最后硬是无情地“否决”了组织的决定。

上世纪90年代,组织上安排吴老搬进了新建的一套200多平方米的楼房,他知道这是他惟一值钱的家产了。尽管有人劝他,家里孩子有的经济比较困难,在外地的亲属到北京来连个落脚地都没有,是否给他们留点房子,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专门立下遗嘱,在其死后把住房全部上交组织。2005年,吴波同志去世。家人按其遗愿,没有任何条件地将其价值数百万元的住房交给了部里,实现了吴波同志一生追求的“当一个彻底的无产者”的誓言。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7周年诞辰的时候,老部长的音容笑貌宛在。他穷毕生精力实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对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身体力行。他清正廉洁的一生为财政系统的党员干部永远缅怀!

(原载于200871日《中国财经报》,作者系财政部原部长。)

熠熠生辉的口碑

——追忆财政部老部长吴波同志

刘克军 王韶光

 

金碑银碑,不如口碑。

农历鸡年第一场洁白的春雪,纷纷扬扬,无声地覆盖了北国大地,德高望重的老部长吴波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无声地远去了。送别老人家归来,老部长的一宗宗往事,又一次成为我们回味无穷的话题。胡锦涛总书记说,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位哲人说过,一位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曾在吴波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们深深感到,吴波同志就是一座装满我党优良作风的图书馆,在新世纪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老部长是一面旗帜,他生前的言行,件件桩桩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斤斤计较”一个200元的预算

五十年代中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的时期。当时吴波同志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由于李先念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财政部长,财政部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吴波同志肩上。那时候,财政部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小区建家属宿舍,留下了一块空地,计划以后建礼堂。财政部有几百人,每次开大会,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礼堂用,很不方便,从各方面考虑,建一个礼堂是应该的。部里正筹措建礼堂的时候,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对有的单位讲排场、摆阔气,大建"楼堂馆所"提出批评。财政部在吴波同志主持下,主动取消了建礼堂的计划。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应,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这块闲地种了几年菜,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种菜,栽上了葡萄树。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吴波部长那里,他看后批示说:"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部长才批准同意这个预算。

很快这件事在财政部传开了,有的同志认为,吴部长太小气了,相差20多元钱,还让行政司重新做个预算,岂不是小题大做吗?但吴部长认为,在财政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明白,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任何大手大脚的想法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虽然财政部每年几千亿元的资金,但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是人民的血汗。吴部长还经常对大家说,财政部的收入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就像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江大河,我们不能因为财政收入多了,就不认真计算,随意花钱。为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要把一个钱当成两个钱用,少花钱多办事。在吴波同志主持财政部工作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给予了高度评价,1962年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部长。

“我的房子还能住不用大修”

吴波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北京解放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后来升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在五十年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部级领导干部的住房,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置,一般都住进北京城区中没收归国家的四合院内。吴波同志被安置在西四地区一座四合院内居住。

十年动乱期间,吴波同志被打成了"走资派",他的住房自然也无人再进行修缮。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严重影响,他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几道大缝,成了危房。吴波部长和老伴把床支高一米,在床底下搭起一个地铺,就在床底下睡了半年多。粉碎"四人帮"之后,吴波同志恢复了部长职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准备对他这处危房进行维修,把沙子、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也都运来了。吴部长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维修。他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工农业生产还没有走上正轨,恢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很多,目前财政还很困难,我这房子还能住,修缮是大可不必的,只把裂缝补一补就行了,我们都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啊!"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说:"这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危房,再不修就更危险了,修理这房子也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且修房子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就这样,一个要修,一个不让修,两种意见不能统一,修缮房子的材料在那里堆放了好长时间。后来还是按照吴部长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步行上班好处甚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波同志恢复了部长职务,行政司为他配备专车时,他执意不肯接受,再三表示,他家住址离办公室不远,可以坚持步行上班,配专车没有太大必要。他认真地说,坚持步行上班好处甚多:第一可以锻炼身体,第二又可以为国家节省汽油费用。这样,他天天从西四住处走到三里河的办公室,一个单程需要走40分钟的时间,他7点出发离开家,740分到达办公室,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天天都是如此。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早晨,吴部长和往常一样,早晨7点钟,从家里出发,边走边思索着当天要处理的几件事情,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个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赶路的小伙子,情急之下,没刹住闸,把吴部长撞了个跟头。这件事传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对财政部保卫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严肃指出,部长的安全是件大事,吴部长被撞,性质是严重的,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吴波同志出院后,公安部指示财政部保卫部门:为部领导的人身安全起见,像吴部长住处到办公室的距离,一定要劝勉领导同志,不要步行上班。

社会上不少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财政部是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掌握国家财政收支大权,日进出千金万银,财政部部长,肯定是财大气粗,威风八面,所乘坐的汽车,也绝对是气派非凡,豪华无比。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吴波同志任财政部长期间,财政部竟然没有一辆像样子的好车,一遇到去机场接送外宾,司机班的同志们就心里犯难。后来,财政部有关部门买了几辆奔驰车,吴波同志在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对此做了严肃批评,自己还作了对有关部门管理教育不严的自我批评。尔后,把买回的几辆车全部上缴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财政部的实际情况,把其中3辆新车退还给财政部使用。从那时起,财政部才有了接待外宾的专用车。

 

搞调研,不坐“红旗”挤吉普

1976年,离开部长岗位10年的吴波同志恢复了工作。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情况极为困难,连正常开支也难以为继。地方财政的状况如何?吴波同志心里更是没有底,他决定亲自作一次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第一站是山东省。省财政厅的同志们听说吴部长要来山东调研,很高兴,认为这是对山东省财政工作的关心和帮助。好几位处长过去都听说过吴部长的为人和事迹,觉得和吴部长一起下乡工作机会难得。第二天早饭后,吴部长走出财政厅大门,发现5部小轿车一字排在那里,几位处长也排队在车旁等候。吴部长一看这个情况二话没说,就转身回到了财政厅办公室,严肃地对财政厅领导说:"你们派这么多人下去,厅里的工作还做不做?因为我十来年不工作了,这次出来带了各司局的8个同志,已经是够多的了,你们再下去这么多人,会影响厅里的日常工作。我的意见,厅里只去一个人就可以了,汽车,去辆面包车就行了,小车一辆也不要去。"财政厅领导反复向吴部长解释,吴部长还是不同意。快到10点了,工作组还没有出发,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后来财政厅领导商议说:"吴部长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然他是不会下去的。"最后吴部长和厅长同乘一部面包车出发,开始了对山东省地方财政情况的调研工作。

一个星期后,吴部长一行乘火车到泰安。晚上8点钟,交际处派3辆汽车到火车站去迎接,接待人员让吴部长乘坐红旗牌轿车,吴部长婉言谢绝。他硬是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202吉普车里,而象征职务等级的红旗牌轿车放空跑回交际处。事后有人问吴波部长,让红旗车放空跑个来回不是浪费吗?吴部长解释说:"如果我坐了红旗车,我在泰安调研几天,红旗车就会跟我几天。那样,其他的客人谁也坐不成,红旗车成了我的专车,就会造成更大更多的浪费。"

回延安不住套间住单间

198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拨款,在米脂县修建"杜斌丞纪念馆"。杜斌丞先生早年曾和孙中山先生一起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第一届常委和陕西地区主要领导人。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等职。后来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愤然离开北大,回到故乡陕西省米脂县,创办"米脂中学",为革命培养青年学生。那时米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送到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同志为教官的黄埔军校深造。他们毕业后分别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如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另一部分人如杜斌丞的侄子杜聿明等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杜斌丞先生在国民党内颇有影响,无论是在共产党阵营,还是在国民党阵营,都有他的学生任要职和高级将领。因此,他经常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搭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曾称赞他是"鲁迅式的人物"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慑于杜斌丞先生的巨大影响,在西安凶残地杀害了他。在延安,党政军民召开了五千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为杜斌丞先生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同志说,全国解放以后,经济条件好了的时候,一定要给杜斌丞先生建一座纪念馆,纪念杜斌丞先生的伟大功绩。

吴波同志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曾给杨虎城将军当过秘书长,杜斌丞是杨虎城的高级参谋,吴、杜、杨关系甚密。1983年,吴波部长专门写诗悼念杜斌丞先生。"杜斌丞纪念馆"建成以后,杜先生的家属建议,开馆仪式要请吴部长前去剪彩。吴部长和原在延安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一起,乘一辆面包车来到米脂县。开馆仪式过后,吴部长一行路经延安,延安宾馆给吴波部长和老伴准备了一个里面是寝室,外间是会客室的套间。吴部长知道后对接待他们的市领导说:"我离开延安快40年了,这次回延安就是回'娘家',我只是回来看看,没有工作任务,让我住套间,这明明把我当外人嘛。如果今天晚上把我当成客人住进套间,明天我就得离开这里,什么也看不成了,你们这样客气,把我当成客人,我怎么能安心住下来?"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了,吴部长老俩口仍坐在会客室里。后来,了解吴部长为人的一位同志建议说,吴部长是"老延安",回家来看看,不是外人,既然要求住一个单间,就让他住单间吧,这样他就随了他"回家"的心愿。后来宾馆领导把原来安排的套间换成了单间,吴部长和老伴才高高兴兴地住了下来。

50元的饭费

1978年春天,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吴波部长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从这里起步的。乡镇企业改变了我国农村一元化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财政部门对这个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是吴部长这次调研的重点。

阳春三月的江南,已是桃红柳绿,莺飞草长。吴部长自然想欣赏一下江南明珠太湖的旖旎风光。星期天,吴部长提议去太湖看看,工作组的同志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天来,夜以继日地开座谈会、找人谈话、实地考察,实在太辛苦了,适当放松一下,缓口气,对完成调研任务,对年事已高的吴部长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正要出发时,副省长、财政厅长和无锡市的书记、市长等都来了,要陪工作组同志游太湖。吴部长一看这么多人陪着去,严肃地对大家说:"我是第一次来无锡,所以想去太湖看看,你们是江苏人,太湖对你们来说不知去多少次了。今天是星期日,谁家没有一点大事小情,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我的意见,今天你们一个人陪我们去,人多了我有意见,那样,是你们逼我在办公室里过这个星期天。"大家听了吴部长这番话,同意了吴部长的意见。那天,只有市长一人陪吴部长和工作组的同志游览了太湖。

快到中午时,吴部长提出要回招待所吃饭,市长解释说,太湖饭店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吃吧。吴部长说,在这里吃,就吃便餐。走进太湖饭店,看到桌子上摆了好多菜,又犯了难,坐下吃吧影响不好;不吃吧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吃饭呢?吴波部长心里七上八下地勉强吃完了这顿饭。饭后他让秘书给饭店付了5斤粮票和50元钱(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人员每天3餐付粮票1斤,款1.5元)。后来吴部长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我付钱的目的就是不让饭店记我的账,不然以后有人查太湖饭店的账目时,账上还有我吃的饭费多少多少钱。这么办,工作组8个人,我付50元的饭费,也就足够了。"

“我脑门又没写着'财政部长”

吴波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财政部长兼边区司令部供需部部长,掌管着军政财务重权。一天,他外出开会回来晚了,食堂管理员给他煮了一碗挂面。他问管理员:今天大家吃的什么饭?管理员告诉他:小米饭。吴波同志说:"既然大家吃小米饭,我也吃小米饭。请你把这碗挂面送给病号吃吧!"看着管理员把挂面送给病号去的背影,他到厨房用开水泡了一碗小米饭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同志们知道这件事以后,都很受感动。按吴波同志当时的行政职务,边区政府给他配备了一匹马和一名马夫。可是他在行军中,从来也没有骑过马,都是和战士一起甩开双脚行军走路。配给他的那匹马,不是让行动困难的病号骑,就是驮战士的行李。对他来说,官兵之间的区别,只有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在生活上首长和战士都应当是平等的。他的所作所为,在边区政府财政部内外传为佳话。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吴波同志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不久,调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和部长。按规定,给他配备了专车,车库就在住宅外院,司机也住在车库旁边,司机随叫随到,用车十分方便。吴部长自律性很强,公私分明是他最看重的原则之一,他私事绝对不用公车。好多年,他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有的同志关心地劝他说,您也是国家的高干了,和大家挤公共汽车不安全,以后还是让司机送您吧!吴波部长却有自己的理由,他说:谁知道我是高干?我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财政部长",我和别人挤在一起,人们也会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不安全的呢?吴部长买公交车月票的事,多年来,一直在财政部上上下下传颂着。

三过家门而不入

吴波同志在财政部任职期间,为了避嫌,因公因私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省去过一次,他出差到江西、福建、上海路过安徽,从不下车,是名副其实地路过家门而不入。吴波同志是安徽人,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他都让给其他的副部长,避免别人说他与安徽有什么私人关系等等。因此,损公肥私、裙带关系、地域观念等等在吴部长身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1982年,张劲夫同志从财政部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吴波同志当时是财政部的顾问。张劲夫同志和他是同乡。张劲夫同志知道吴波同志40年没有回过安徽,便借黄山脚下三星级的桃园饭店落成的机会,请吴波同志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盛情难却,吴波同志答应了张劲夫的邀请。

吴波同志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波同志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张劲夫同志在同人谈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吴波同志这次去安徽休养,是给财政部党组写了请示报告的,财政部党组讨论认为:吴老40多年未曾去过安徽,应当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因此,财政部办公厅通知行政司,要给吴波同志报销往返的火车费。吴波同志情真意切感谢组织对他的关怀,但他郑重声明,这次回安徽探望是私事,绝不应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往返火车费坚持不肯拿到公家报销。

主动让贤当好顾问

1983年春天,《人民日报》上登载了吴波同志不再担任财政部长的消息,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反应。财政部干部中也议论不少。《经济日报》一位高级记者采访了卸任的吴波同志,在《经济日报》重要位置发表了《吴波让贤》的文章,阐述了吴波同志如何把财政部长的办公室,让给曾是下属的新部长办公的,自己搬到另外一间小办公室当顾问,帮助新上任的同志尽快熟悉并担起财政部长的工作。在一般人看来,财政部长是政府重要部门的主管,对国家财政方面的运行负有重大责任,在中央政府中举足轻重,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倚重的主要部门负责人之一。这一重要职务,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令人羡慕、难求难得的。吴波同志为什么主动让给自己的下属?而自己甘心退居二线呢?这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

吴波同志从不把职务、地位看得那样重。他认为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但是,无官一身轻,在他看来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但"高官"绝不是吴波同志的向往和追求。

吴波部长让贤以前,是经过长时间考虑的,曾向中央、国务院写过报告。吴波同志结束了他在财政部勤勤恳恳工作40多年的领导职务,带着财政部几代干部对他的尊敬与不舍,退居到第二线,成为财政部的顾问。

吴波同志远去了,他那伟岸的身影,他那敬业的精神,他那律己的品德,却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分明感到,吴波同志就像一座高山,离开我们越远,他就越显得伟岸!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景仰他!他将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将永远以吴波同志为榜样,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

(原载于200539日《中国财经报》,作者系财政部退休干部。)

 

 

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

宁新路

 

个人离世已越来越久了,人们却仍在怀念他,这是因为这个人的灵魂,照亮了人们的内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北京三里河财政部那灰色的楼房依然如故,几十年里走了来了几十茬人,可从没停止过传颂一个人——财政部原部长吴波。

今年是吴波去世十周年,财政部从部长到普通员工,提起吴波,总有一种浓浓的敬仰之情涌上心头。

十年前的225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在简单的仪式后,送走了一位新中国部长——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吴波生前立下遗嘱,去世后不发讣告,丧事从简。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没发通知,可自发送行的人排成长河。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他那面露慈祥、无苦无悲的容颜,让人感到他没有离去,只是沉沉地睡着了。

“晚春蚕老丝难尽,孺子牛亡汗未消”。悼词说,吴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财政工作贡献了他的一生,实现了他的夙愿。这个评价,是一字千金和名副其实的定论。

1983年,吴波离休之后重返延安,对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生涯做了一个概括:“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民,他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他以真诚的坚守走完了一生。

 

那年春节临近,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去北京万寿路看望吴波老部长。吴老说,你们那么忙,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就很好了,何必跑一趟;离休了,成了吃闲饭的人,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啊。此时的吴老九十多岁了,虽躺在床上,吸着氧气,说话吃力,但见到老部下却一脸爽朗。他住的这房子,听说早已立下遗嘱,在他去世后交公。我当时很难理解,因为他的儿孙大多在外地,有的要在北京读书和工作,非常需要这套房子。但吴老坚决不改变他的想法。据说这是他年轻时确立的“不置私产”信念,谁也无法使他改变。很多人为此说他是不讲亲情、不合时宜的“怪人”。我真想听听他为何有这么固执的想法,但一直没机会,况且他也不让人写他。问候完他,他就劝项怀诚和其他同行者“快去忙工作吧”,生怕耽误大家更多时间。他是个怕麻烦别人的人,也是时时想着别人的人。他离休后的几任秘书几乎无事可干。吴老无论在职和退位,对人都很亲和,他挤出房子来让没房住的司机全家与他住同院,下乡结交的农民朋友来家就留吃饭,还常给困难无助的老乡钱物,大家都喜欢与他来往聊天。想与他多聊会儿的项怀诚,知道吴老不喜欢这种形式,只好起身告辞。

就在一年前,项怀诚收到了吴老在病重期间给财政部党组写的又一份《房屋交公遗嘱》,这让他和财政部其他领导非常感动。一年多后,吴老离世,他那两套住房,便由儿子交给了国家。这是吴老给自己一生画的最后的“句号”。这“句号”画得很圆满,它激起了财政内外一股波浪。

吴波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他一生追求做普通人。在晋察冀边区当“官”时,他就不吃小灶,与大家排队同吃一锅饭,并把分配给他的马匹坐骑送给伤员和最需要的人。到当财政部领导时,他仍然不吃小灶,与大家排队同吃一锅饭,并在高温季节一再拒绝为办公室配电风扇等特殊待遇,和大家同熬酷暑。因他没有“官架子”,大家很少叫他部长,而称他“吴老”。他喜欢别人称他“吴老”。

吴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北京当财政部副部长,直到离休,一直住在分给他的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几间年久失修的旧平房里。他住在拥挤的平民区,胡同开不进车,墙上裂着口子,夏天没有空调,洗澡用铁皮简易浴缸,生活条件简陋。几次分新房,尤其是他当财政部部长后,组织上又给他安排了部长待遇的房子,可他都让出去了,他说住平房习惯了,实际上也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街坊邻居。

吴老晚年分配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两个单元的住房。当时财政部楼房不够分,吴老坚持要把分给他的房子让给别人,可组织和家人考虑到平房条件太差,他年事已高,住楼房对他方便一些,就没有听他的。他在再三推不掉的情况下,只好住进这套楼房。后来房改,可用较低价格购买,他却不买。他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这个愿望,是他年轻投奔延安革命队伍时确立的。他在延安被错误关押审查近三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折磨,他不仅没有丧失共产主义信仰,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放弃自我、一生做无产者的决心。“文革”时期,他被打倒并下放改造,也没有放弃跟随共产党的决心。他参加革命时的这个初衷,虽经过了几十年的世事沧桑、风风雨雨,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到了晚年,他对“一生无产”这个初衷的实现,心情越发迫切了。

那年,年高85岁的吴波病重住院,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有点着急立遗嘱了。出院后的一天,吴波让三子吴威立和秘书王沈京等人张罗立遗嘱的事。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请几位秘书作为立遗嘱见证人。吴老提出,他去世后房子交回财政部,家庭成员一致同意。他口述,让吴威立记录,留下了交房遗嘱,并把这份遗嘱送交给了财政部。

 

遗 嘱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立遗嘱人:吴 波

     见证人:王沈京、梁志义

家属:吴本宁、裘企阳、吴威立、吴本立

2000109

 

这份掷地有声的遗嘱,已经有两个见证人,也由儿子、儿子的代签人签名画押,按理说房子交公的事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吴老似乎放心了。两年多后,吴老年事已高,多病,也经常住院,他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又放心不下了,同时他感到还有一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领导交代一下。他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

 

怀诚同志:

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

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我指定我的三子吴威立做我的遗嘱执行人,由他负责和财政部联系。

顺致问候

 

                             吴 波

2003126

 

面对吴老的遗嘱,项怀诚部长心里一股热流往上直涌,他瞅了许久这份遗嘱,感动着,思索着……

这第二份遗嘱和第一份遗嘱一样,在财政部党组成员中引起了赞叹。党组成员钦佩吴老的高尚品格,对吴老的意愿,只好选择同意。大家明白,按照吴老的遗嘱办,就是对他的最大理解与敬重。

2005220日,吴老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225日上午,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老。办完父亲丧事的吴威立,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就在那个下午,趁家人比较齐,召集兄弟、侄儿,也请了父亲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研究办好父亲遗嘱的事,形成了一份详尽的《家庭会议纪要》,将遗嘱中的安排,逐条逐人地落实了下去。吴威立又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表示“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这份《交房申请》送到部长助理王军手上,王军又一次被感动。几年前,吴老写给财政部领导的两份遗嘱,就让他非常感动。他从吴威立写的《交房申请》的字里行间再次感觉到,吴老的高大和他家人的高尚。王军清楚,虽然这是吴老的私产,但他和家人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坚持交公,他只有按吴老遗嘱办,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他马上批示了相关部门照此办理。

吴老“走”后,有人对吴威立说,按规定老人的房子你们也可以不交,而且这个黄金地段的房价涨到了好几万一平方米,两套房要出售,至少能卖近千万。面对这样的大利,吴威立和他的兄弟们没有动心。依照父亲的遗愿,在吴老去世三个月后,吴威立很快整理搬走了万寿路两套房的东西,把钥匙交给了财政部有关部门,并让出具了收条,实现了父亲交待的,“走”后房子交还国家,“我是一个无产者”的愿望。

吴波没有大额存款,因为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帮助了别人,留给后人的仅有3万元的积蓄。这笔钱除了付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不沾一“尘”地来,不沾一“尘”地去,他要让自己的灵魂不沾尘灰,这是吴波追求的人生境界。吴波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

 

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就是一座高山,那是由无数沙石凝聚而成的,而每粒沙都有它的故事。吴老以一生追求无产,给自己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精神高山的自然形成。他的精神高山,是由日积月累的水晶、珍珠和金子组成的。

吴老年轻时代追求真理执着而不舍,在旧军阀部队里,几次宁可丢掉饭碗,也不以邪恶为友,不以人民为敌;主持湖南赈灾,在随时会丧命的危险里,与贪官污吏智斗,使赈灾粮款免遭贪污,拯救了数万灾民;端着国民党政府陕西公路局长的饭碗,却为延安和共产党做事,营救了大批红军西路军。后来,他干脆放弃官禄,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

吴老几次被错误关押审查和批斗,蒙受巨大委屈,却不埋怨组织和他人,恢复财政部长职务后,从没报复曾陷害他、打击过他的人。

“文革”造反派批斗吴老,逼他交待老领导的“罪行”,面对揪斗、抄家、大字报攻击等严酷折磨,他仍然敢讲真话,他说:“财政部的错,具体事都是我办的,是我吴波的错!”不管造反派如何打压,都不把责任推向上级,也不把责任推向下级,不隐瞒过错或把错推给别人。

他被树立为新中国“模范部长”,虽有升迁的机会,但他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时,把财政部长职位主动让给年轻有为的副部长王丙乾,为老干部主动让贤立了标杆。

吴老从财政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又有了很多闪耀光芒的故事。

他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在大家看来与财政部长身份不相配,有关部门多次要为他维修,还派来工程队,运来砖头水泥,“逼”他同意维修,但他怕花费国家的钱而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不仅住着破旧的房子,还坐着“打补丁”的破旧沙发,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他吃着平民的饭菜,过着朴素的日子,不要国家给的“特供”待遇。他一生喜欢过同老百姓一样的简朴生活。

他鼓励4个儿子不在优越的京城工作生活而到艰苦地方安家落户,3个儿子都安家落户在了外地,且不准他儿孙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谋好处,也不准儿孙利用他的朋友、熟人关系为自己办事情。吴老的老战友要把他在条件艰苦的甘肃甘南工作的大儿子吴本宁调到兰州市,被吴老知道后拦住了,他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儿子谋好处。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儿子吴本立,被领导关照去香港进修,吴老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进修名额给了其他教师。因为吴老了解到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给了“特殊关照”。清华大学毕业的三子吴威立,靠自己本事就业并成为干部,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财政部成立国资局,有好心人想把他调进来,也给吴老拦住了。不但把儿子拦住了,还交待所有儿孙,在他在职、退休和去世后,不准到财政部办私事。他的儿孙从他当部长到退休、去世至今,没有人进过财政部的门,更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吴老当财政部长一场,他的儿孙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沾上他这个“大官”的“光”。

他的部长用车,从不让妻子和儿孙使用,即使老伴生病上医院或落户西北甘南与北大荒的儿子远道来北京看他,即使小车司机如何求情也不让车接送,由他们自己来回打车。他当财政部长期间,多次坐车路过老家安徽也从不停留,他生怕亲情、友情与他财政部长职务沾上关系。安排他去黄山疗养,安徽省政府的小车接送他,他让秘书从他工资中支付了全程汽油费。下基层调研,不要多余的陪同,也不坐专车,与大家坐大巴去,拒绝超标准接待,吃饭付餐费。有的地方接待执意上了鲍鱼海参等高档菜,他就按时价付钱,在北京时也同样。他的工资让秘书管着,付餐费等开支,随离随付,从不耽误。付餐费,是他当财政部长时的习惯,哪次也没马虎过。吴老带财政部司长和秘书去上海等地出差,他嫌套间太贵,退了套间和秘书住单间,其他人也是两人住一间。出差不住套房住标准间,从他当部长直到离休没变过。哪怕是带老伴到阔别几十年的延安,也退了套间住标间。即使带着老伴回老家,他也不因此破例。那年已是七十多岁的吴老,唯一一次带年迈的老伴回安徽宣城老家探亲,他不要专车,不打扰地方同志,自己买车票坐长途客车回家,回到老家自己掏钱住旅馆。

他不愿享受特殊补助,他把“文革”后给他的平反补助费和后来部长正常待遇的保姆补助费,全部交了党费,且常年拿出自己工资接济有困难的人,每月一半工资帮助了有困难的人。

他不收礼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收受任何礼品,他和家人对送上门的礼品一概拒收并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折合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这一习惯,吴老坚守了一生。

 

吴波以99岁高龄谢世,享受了人生的高寿。可他自幼体弱,是一个夜啼郎,20岁时人家说他活不过40岁,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云同志和他开玩笑又不无关心地说,吴波你怎么总是面黄肌瘦,像个“大烟鬼”一样。但他90岁时,体检指标都很好,秘书王沈京特意向部党组报告,对吴老要做长期打算。医院大夫对吴威立说,吴老的肾脏比很多年轻人都好,吴威立甚感不解,大夫说吴老年轻时没有大吃大喝地“糟蹋”过自己。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吴老有很多的坚守:

在北京几乎不参加宴请,从不进歌厅等热闹地方,喜欢在家吃粗茶淡饭,一日三餐好坏都一样吃得津津有味。他活了99岁牙齿完好,一颗也没有坏过。他离休时月收入2000多元,2005年过世时涨到4000多元。当他知道物价上涨时,就对家人说,如生活费不够,伙食标准还可以降低一些。

他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杨雷芳照顾他十多年从没有见吴老对外人发过脾气。2004年在医院,护工不小心把他磕了一下,嘴肿了,医院领导和护工都很紧张,他淡淡地说是自己不小心,不怪别人。

他从不抱怨,从不议论工作上的是是非非,偶尔涉及往事,他从不责怪别人,只讲自己的不足和失误。但对是非极有原则,那就是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在他心中高于一切。离休后的吴波依旧坚持自己的理念,安安静静地生活着,心如止水。

他安于淡泊,按惯例财政部部领导退休都保留一间办公室,而他退掉了为他保留的办公室,也从不干扰后任的工作;给他配了专车,他也退掉,且从不提出外出旅游、疗养。

……

享受了近百年人生美好岁月的吴波,他的长寿不是上苍的赐福,也不是用钱能买来的,他的善良、宽阔、俭朴、淡泊、真诚等等,应当是他享受长寿人生的“营养素”。

不给儿孙留一分钱,不给儿孙留一间房,在很多人看来,吴老对儿孙实在不通情理,难以理解。没有走近吴老,总认为他“古怪”,不合时宜。了解了吴老的内心,了解了他的风范,就觉得他不但不怪,还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思想情操高尚得让人仰望的人。他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缩影。

吴老已去世十年了,他的两份遗嘱,还有他一生都做无产者、普通人的志愿,就像是耀眼的灯盏,照亮了一代又一代财政人的心田。财政部的人因有吴老这样的部长而自豪,财政人在传颂他,在怀念和追随他。

每当路过万寿路,我总会注目吴老住过的那栋楼。这情不自禁的回头和张望,是因为吴老高洁的精神,定格在了遗嘱和交公的那两套房子上。

(原载201526日《光明日报》,作者系财政部《财政文学》主编。)

 

 

两份遗嘱 两袖清风

——追忆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生前事(上)

《人民日报》201538

 

  这位老人,离开工作岗位已经30多年,但从部长到普通工作人员,对他的敬仰之情仍是那么浓烈。

  这位老人,99岁离世至今已有10年,但他对自己身后事的处理却一直为人称道,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他,就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吴波。

  一留遗嘱:不给后代留私产

  2005225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没发通知,可自发送行的人仍排成了长队,依依不舍。

  办完丧事当天,吴波的几个孩子马上召开家庭会议,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场参加,商量如何落实和办好父亲遗嘱的事。

  吴波的这份遗嘱,是这样写的: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这份遗嘱是父亲200010月立下的,在他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吴波的三儿子吴威立回忆说。

  吴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期间,40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的旧平房里。直到他离休后,财政部按政策分给他两套单元房,他才从年久失修的平房搬进了楼房。后来房改,职工可用较低价格购买单位分配的住房,他却没有买。吴波表示: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二留遗嘱:再向组织表心迹

  按理说,已经立了遗嘱,孩子们又都同意,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

  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吴波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

  怀诚同志: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和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它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这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遗嘱,但老人表达的却是同一个心愿。与第一份遗嘱不同的地方,是吴波特意强调房屋交公后,不要给他的子女另外安排其他房屋,显然是怕单位在收回房屋时有所变通

  2005220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他的老伴也已先于他离世。如何实现老人的心愿,就成了子女们召开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

  很快,一份《交房申请》由吴波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当时在财政部任部长助理,回忆起当年这一幕仍很动情:接过这份申请感觉沉甸甸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当初吴老写给项部长的遗嘱,财政部党组成员都看了,并被吴老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我们只有按吴老的意愿办,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

  在《交房申请》的最后,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吴波去世3个月后,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把房门钥匙交到财政部,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此时,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的这两套房,房价已涨到了每平方米四五万元,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达上千万元。

  身后遗产只有几万元

  吴波在领导岗位工作几十年,却没有大额存款。文革结束后,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平时,他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来帮助别人。吴波去世后,孩子们清点了父母留下的遗产:父亲的存款是5.1万元,母亲的存款是5.9万元。除此之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对于父母留下的这11万元如何分配,吴波的四个儿子在仔细商量后作出了安排:给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小杨3万元,因为他为父亲服务多年付出很多;给二儿子企阳3万元作为补贴,因为他与父母一起居住,房子交公后需要临时租房;还三儿子威立装修房款4万元。余下的1万元,用于处理父亲丧葬事项,以及交房时搬家费用等。

  11万元本来就不多,却被分成了4份用在不同的地方,可见吴波子女们的经济条件相当一般,这与吴波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不要贪图京城优越的生活,4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直到吴波去世,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因他是大官而沾光。

  大儿子吴本宁当年支边去了甘肃,临行时吴波只送了他一句话:去,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回来。就这样,大儿子在甘肃舟曲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北京。吴波的一位老战友曾想把本宁调到兰州市,吴波知道后马上拦住了,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孩子谋好处。

  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四儿子吴本立,被学校安排去香港进修,吴波听说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的特殊关照,就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把进修名额让给了其他教师。

  三儿子吴威立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副局长。吴波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最后硬是否决了组织的决定。

  对孩子们是这样,吴波对自己则更为严苛

  吴波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身边的工作人员杨雷芳回忆说,给吴老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但部里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的事儿,他总是摇头。他说:我离休已经不工作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后来,负责维修的部门把沙子、水泥、石灰等都运来了,他还是不肯。最后还是按照吴波的意见,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吴波的秘书王沈京说,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他的睡衣、衬衣都是穿成了毛边,还是不肯做新的。家里有两部电话机,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晚上睡觉时,他要把那部红色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可家里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只好搬一条方凳子凑合着放上电话。

  客厅里坐了多年的一对沙发,已经打了补丁;一溜半截高的书柜,稍微一挪要散架。但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最后收废品的都不肯要,对他说:您给我钱,我帮您扔掉。

  他不收礼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收受任何礼品。对送上门的礼品,他和家人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的操守,吴老坚守了一生。

  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和需要帮助的人,吴波总是挂念在心,慷慨解囊。

  吴波住所的前院,曾长期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一家。蔡师傅家境困难,吴老时常给他接济,就连他家的房租、水电费也给代交。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逢年过节,吴老总是让他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发压岁钱

  杨雷芳刚来他身边工作时,吴波把西屋单独辟出来给他住,并让老伴买了件新衣服给小杨,还嘱咐小杨有空就要多学习。小杨抽空学了个文秘函授,吴波特别高兴,连声夸奖学习好,学习好

吴波,这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地走了。他身后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一座金山,令后人受益无穷。

 

 

他就在身边,从未走远

——追忆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生前事(下)

《人民日报》201539

 

  老部长吴波去世到现在,已经10年了。但在财政部,人们对这位老人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些许淡漠……

  几任部长的怀念:他一心为公、主动让贤,从来不肯沾光

  19798月,73岁的吴波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一年后,吴波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向党中央、国务院写报告主动辞职担任顾问,成为在职年龄大、任职时间短,却深受人们敬重的一任财政部长。

  吴波在任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了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三大目标,并付诸实施。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

  吴波担任顾问以后,仍然积极为财政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他参与并认真筹划了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与其他同志一起,深入研究,精心策划,为改革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这次改革彻底扭转了过去长期形成的税制单一化倾向,创建了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调节的复合税制新体系,不仅保证了国家财力的增长,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六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回忆文章里是这样评价吴波的: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蒙受委屈和不公正对待也毫无怨言。凡是能给予他人和社会的,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他也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在新中国的财政发展史上,铭刻着吴波同志的突出贡献。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因公因私从没有回到过故乡安徽。1982年,第四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邀请吴波和夫人回来看看。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接站。吴波认为这次回安徽是私事,不应享受因公待遇。回京上火车前,他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后来每次谈起这件事,张劲夫总是很感慨:我们的干部要是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在吴波面前,第八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堪称晚辈。吴波当副部长时,他刚刚大学毕业。项怀诚回忆说,1986年,吴波同志八十大寿。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建议,由他和我们几位副部长每人拿点钱,凑份子给吴波同志过生日,但吴老坚决不同意。到了生日那一天,他早早让司机老蔡开车去了西郊,据说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

  吴波同志在财政部的民意很好,威信很高,带出了财政部的一代风气——勤奋、清廉、踏实、仔细。项怀诚深情地说。

  与他共过事的人说,跟这样的人相处,能使人心灵净化

  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机关职工蔬菜也要定量供应。为解决食堂的吃菜问题,财政部职工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菜;后来蔬菜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种菜,栽上了葡萄树。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部长吴波那里,他看后批示: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才批准同意这个预算。

  吴波经常说,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当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要把一个钱当成两个钱用,少花钱多办事。

  退休老干部王济章回忆说,1965年,吴波带队到河北农村搞四清,工作队单独开伙,伙房设在生产队的一间小屋里。当时已是盛夏,大家在屋外排队、从窗口打饭在院里吃。吴波年龄最大,每次打饭都从队尾排起。有时太阳毒,同志们让他先打饭,他总是推辞:不用。一会儿就到了。

  吴波平易近人,住在农民家里也不忘抽空干些轻活,不论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还是一般农民,都愿意跟他聊,就连小孩也能跟他说上话。由于政策水平高又了解实际情况,吴波在工作组和老百姓中威望很高。工作组离开时,不少农民自发地到村外送行。

  中国建设银行原副行长赵玉琢,曾是吴波的老部下。他说:吴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跟这样的人相处,能使人心灵净化。

  即使素未谋面的后生,对他的点滴往事也耳熟能详、铭记在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十年里,财政部的新人来了一茬又一茬,很多人甚至没有见过老部长吴波。但老部长的一些点滴小事,经过几代人的传颂,深深地在他们脑海里扎根。

  老部长到上海搞税制改革调研,他提出局级干部俩人住一个房间,秘书住一小间,节省了很多开支。他到成都开会,会议安排他住套间,但他一定要住单间。

  去山东调研时,接待单位派了5部小轿车,几位处长在车旁等候。吴波严肃地说,只要一个人陪同,他跟大家一起乘坐面包车,小车一辆也不要。事后有人问吴老,让红旗轿车放空跑个来回不是浪费吗?吴波解释说:如果坐了红旗车,后面几天调研中红旗车就成了我的专车,那会造成更多的浪费。

  上世纪80年代,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差。夏天,总务处要给吴波配电风扇,他却坚持不要。在部长用车问题上,吴波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文革以后,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7点,他都要从西四出发,步行40分钟到三里河的办公室上班,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几乎天天都是如此。

  现在财政部很多人,都不曾跟吴波老部长共过事。但他仿佛就在身边,从未走远。一些中青年干部说,他的高尚品德像一座丰碑,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日前,财政部发出通知,在全国财政系统开展向吴波同志学习活动,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和广大财政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他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深入学习他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严以修身、廉洁自律的党员本色;深入学习他求真务实、鞠躬尽瘁,勤俭节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已是第十一任财政部长。他表示,吴波同志的事迹感人至深,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风范,几十年来激励着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今天,弘扬吴波精神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吴波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及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必须要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为“吴波精神”点赞

《人民日报》201538

 

  从事财经报道20多年,去财政部采访已经无数次。但像这次眼里泛着泪光的采访,还是头一回。

  吴波的事迹,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多是一些小事和家事。可就是这些平凡小事,却给人以强烈震撼。面对眼前那两份发黄的遗嘱,怎能不被那颗金子般的心所打动?

  时下有个流行词叫拼爹。不少有权、有钱的人,都千方百计通过自己的能量为子女铺路。吴波官至部长,但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权力为子女谋利益,4个孩子也从未在当大官的爹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吴波精神,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过去的艰苦岁月中,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在基层的老党员身上并不鲜见。人民的总理周恩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们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一心为民,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人民群众把他们当亲人,打心眼里信任、爱戴和拥护他们。

  然而,这些年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共产党员的精神却在一些人身上退化、萎缩了。近来被打落的许多老虎”“苍蝇,不少也曾怀有远大理想和信念,却因贪念的滋生而忘记了初衷,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最后走上了腐败的不归路。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为吴波点赞,也呼唤千千万万个吴波。

 

 

一位共和国部长的“五子棋局”

——追记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

新华网201537

 

人生如棋局,落子收官之间品性尽显。

    面对房子、票子、车子、“帽子”、儿子,一些党员干部无法绕开权力利益亲情的纠缠。吴波,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任财政部长,下出了一盘令人震撼的“五子棋局”,展现出一位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的崇高风范。

如今,他离世已有10载,然而这种品格犹如高山,离得越远,越觉得伟岸。

房子:不留私产给后代 两立遗嘱归公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室和1103室,这是吴波生前的居所。

    两套房子200多平方米,地处市区西四环以内,按照如今的房价,已值千万元。

    房改时,不买。晚年,两立遗嘱,坚持归公。这,就是吴波的选择。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遗嘱,掷地有声。在秘书和亲属的见证下,立于2000年10月9日,当时吴波已经94岁高龄。

    2003年,老人身体多病,经常住院,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放心不下,于是又将第二份内容一致的遗嘱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2005年2月20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

    在常人看来,他在房子问题的处理上似乎有些“过”了。有人会问:当时国家不是已经出台房改政策了吗?这么做有意义吗?

    斯人已逝,我们无法追问本人。但是,在熟悉他的亲人和同事眼里,吴波的举动,既非官员作秀亦非人老糊涂。因为,他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一生做无产者”的决心,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

    年轻时投奔延安革命队伍,被错误关押审查近三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折磨时,他没有丧失共产主义信仰;“文革”期间被打倒并下放改造时,他没有放弃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到了晚年,尽管社会风气浮躁,他依然不忘初心,坚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尊重他的决定,是亲人和组织不约而同的选择。

    当年受父亲委托办理此事的三子吴威立说:“后辈们也有过不同意见,不过,这是父亲的决定。代他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回忆当年接到吴波遗嘱的情景,已退休多年的项怀诚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吴波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是有口皆碑的。看到遗嘱,党组同志觉得这是吴老一贯的追求,我们应该照办执行,也是对革命者理想的尊重。”

    吴波,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中铸就而成。

票子:“公”钱精打细算 “私”钱不为私用

    尽管守着财政部这座“财神庙”,对“公家”的钱,吴波的精打细算却是出了名的。

    在困难时期,财政部为了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决定要用栅栏围一块空地种菜。当时行政司准备花200元建竹篱笆墙,写报告请吴波同志批准。他却批示要重新计算,看看是建竹篱笆墙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结果因为能省20元,选择了拉铁丝网。

    财政部的老同志回忆,吴波经常对大家说:“为了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生活中,吴波也不喜奢华,更反对浪费,吃穿用简朴至极。衬衣露着毛边,睡衣补着补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曾在他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杨雷芳说:“当年组织上安排我给吴老做饭,我想,这可是大官啊,特地学做了几样大菜,谁知到了他家才发现,什么海参鲍鱼的,都白学了。”

    简朴,不是钱少。对“私人”的钱,吴波常常不为私用。

    曾任秘书陈纪祥说,国家每个月给吴老52块钱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

    有时,吴波的花钱还给秘书带来了“烦恼”。

    据陈纪祥回忆,在物资短缺时期,每逢过年过节,单位会给老干部们送些鸡蛋、肉禽和蔬菜,但这些东西拿来后,吴波坚持要交钱。

    陈纪祥说:“这可难坏了我,因为单位没法给这些钱入账。有时实在推不过,只好‘糊弄’他,把钱转交给家里的保姆买菜用。”

    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仅5万元。除去丧葬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车子:私事不应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

    公与私的界线,在吴波看来,是严格清晰的。

    1982年,应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的邀请,吴老和夫人决定回老家安徽看看。

    期间,安徽省委先后两次派车到火车站接送。回京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

    财政部党组讨论认为:吴老40多年未曾去过安徽,要给他报销往返的火车票。

    吴波一方面感谢组织对他的关怀,但也郑重声明,这次回安徽探望是私事,往返火车票坚持不肯拿到公家报销。

    据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当年吴波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

    有同志劝他说,您也是国家的高干了,和大家挤公共汽车不安全,以后还是让司机送您吧!

    吴波的回答是:谁知道我是高干?我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财政部长”,我和别人挤在一起,人们也会把我当成一个老百姓,有什么不安全的呢?

    张劲夫曾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帽子”: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

    在一个没有严格离、退休规章制度的年代,老同志是否离开领导岗位完全看身体情况和工作需要。

    1980年,为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74岁的吴波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主动给中央写报告“让贤”。

    据原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冯润来回忆,中央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不到一年时间,吴波主动提出来,自己年老体衰,尤其是改革开放财政任务重,特别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来主持财政部党组的工作。

    离开工作岗位后,他还把组织上专门配备给他的“红机”电话退还回去。

    职务和地位,在某些人眼里等同于财富和利益。但吴波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

    在吴波看来,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早春3月,记者来到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在这个四合院中,不仅曾住着吴波一家,还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全家。

    蔡师傅家境困难,他家的房租、水电费都是由吴波代交。一个是高级干部,一个是普通工人,两个家庭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起。

    党的干部,应该如何对待头上的“乌纱帽”?如何处理干群关系?吴波用自己的行为,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儿子:路要靠自己走,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在孩子们眼中,吴波作为父亲,不仅不让沾他这个大官的“光”,有时还“严苛”到干扰他们的“进步”。

    长子吴本宁,自1955年9月起报名去甘南支边,4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甘肃舟曲县,直至去世。吴波的老战友曾想帮他调到兰州市,被老人知道后拦住了,他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儿子谋好处。

    三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当年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国资局成立,组织上想把他调进来,吴波认为儿子不能在自己管辖的单位工作,坚决拦住了。

    幼子吴本立,曾在北大荒支边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被领导“特殊关照”去香港进修,吴波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把名额给了其他教师。

    吴波曾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然而,严苛之下,并非无温情。让吴本立难忘的是,有一年,他回北京看望父母,吃完饭后,大家都吃萝卜,父亲却给他一个“国光”苹果。吴本立说,父亲晚年,越发怜惜儿子们,每次探望父亲要走的时候,老人总是送到大门外。

    如何正确处理亲情与组织纪律的关系,是对党员干部的严峻考验。现实证明,一些党的干部往往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吴波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有的只是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世至今,后辈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也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

    吴威立说:“父亲从不对我们讲大道理,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身教’,那就是一辈子要按照党的原则做事。”

    ……

    “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这是吴波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也是这位共和国部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吴老的精神、风范不断激励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信念、牢记宗旨,守纪律、讲规矩。吴老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1537

 

他,从事财政工作40多年,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半点私利。他,到了晚年,又先后立下两份遗嘱,将单位分配住房交公。他不沾一尘地来,不沾一尘地去,他就是共和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

  遗嘱: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过世后,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

  这位名叫吴波的立嘱人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从上个世纪40年代在延安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筹建财政部,历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直到80年代初卸任。

  虽然担任领导职务长达30多年,但在北京西四这个破旧狭窄的平房小院里,他一住就是47年。

  老房屋年久失修,吹风掉灰、下雨漏雨,吴老都舍不得花钱翻修。

  要给吴老维修房子,其后几任财政部长都颇费口舌。直到1999年,等到财政部单位住房稍微宽松了些,93岁的吴老才在多方动员下,搬到了万寿路西街的楼房。

  然而,搬进新居不到一年,吴老就着急召集家庭会议,立遗嘱交房。事实上,吴老对家属子女一向严格。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吴老就将两个儿子送到了最为艰苦的地方。

  对子女严厉,不为家人谋私利。2000年吴老立遗嘱的时候,机关单位已经开始了房改。本可以低价购买所住公房,然而,吴老做出了非同寻常的选择。

  做一个无产者,不给子女留私产,吴老把这个愿望坚守到了生命的最后。20031月,吴老感到身体越来越差,病榻之上,他又立下了第二份遗嘱。

  怀诚同志,我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在我老伴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

2005221日,吴老去世,享年99岁。按照他的遗愿,225日,遗体告别后的当天下午,吴老的子女就召开家庭会议向财政部上交房产。吴老去世后的几万元存款和抚恤金,也分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新中国财政部第五任部长吴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201538

 

  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一个很普通的四合院儿。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到离休,吴波在这儿住了将近半个世纪。拥挤的平民区、开不进车的胡同……吴老生前秘书王沈京向记者回忆:“他住的那个房子,墙上的墙皮、棚上的白灰都脱落了,不让维修。我给他端饭的时候,那上面的白灰就经常会掉到饭碗里。他认为:国家很困难,我虽然住的是公房,但还是要节省每一个铜板”。

  吴波掌管国家“钱袋子”,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上世纪60年代,一项200元给葡萄树插篱笆的预算,他坚持重新测算,为国家节省了20块钱;吴波调研不用专车,从不公车私用。80年代,他因私回老家安徽,当地省委派车接送,他坚持将50块钱汽车费交给车队。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讲述:“在岗位的时候出差,他永远是往小里住,往简易的地方住。吴波同志吃饭他要自己付钱,他从来不要求工作人员给他解决享受的问题。”

  晚年,老人推不掉,搬进楼房,在房改期间不愿低价买入,更两次写下遗嘱,过世后要将房子上交国家:“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两单院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

  吴波留给子存款,付了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的费用,几乎没剩下什么。有人告诉他的儿子吴威立,按规定房子可以不交,至少能卖个近千万。但老人“走”后,吴威立还是把钥匙还给了财政部:“我们知道老人家是什么人,我们也很尊重他的理念。就是公和私分得很清楚。我觉得他做到了全心全意,别的他没有想过。”

  2005年,吴波以99岁高龄谢世,他的悼词上写着:晚春蚕老丝难尽,孺子牛亡汗未消。10年后的今天,老人的精神依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财政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老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给财政部带来了一种比较踏实、实事求是、不浮夸的精神,这种精神对现在来说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高风亮节,吾辈楷模。”

 

 

吴波:我的儿子不准进财政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201539

 

在财政部,有这样一位老人,虽然已离任30多年、去世10年,但今天提起他,这里的每个人依然敬佩不已。他便是新中国财政部第五任部长——吴波。

2005220日,吴波老人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5天后,办完父亲丧事的吴威立,看家人比较齐,便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研究办好遗嘱的事。老人只给儿子们留下几万块钱,他两度写下遗嘱,分配的房子“必须交还国家”:“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我的住房必须要立即交还财政部……”

不仅自己“无产”,吴波也从不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取任何产业、福利。他鼓励几个儿子到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吴老生前秘书王沈京向记者回忆,曾有人要把大儿子吴本宁从甘肃甘南调到兰州市区,被吴波拒绝了:

  王沈京:大儿子是从101中学毕业,他说要学邢燕子,支边。吴老就跟他说,你要去我非常支持。但是不能打退堂鼓,你一定要跟我表态,否则的话你就别去,所以他那个儿子一直干到去世。

四儿子吴本立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来自己考上教师,被领导关照去香港进修,吴波知道后也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清华大学毕业的三儿子吴威立,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财政部成立国资局,有人想调他进来,也被吴波给拦住了。吴威立说,老人的部长用车,从不让家人使用;老人的儿孙,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上沾过他的“光”:

  吴威立:父亲对我们一辈子来说,他没有进行过任何说教,没讲过任何大道理。他就是两件事情,一件就是以身作则。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有影响。第二件事,对我们的教育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不准动用我的关系去走后门”,不管谁说话,他都说“我的儿子不准进财政部”。

吴波对家人近乎“苛刻”,对周围人却照顾有加。他挤出房子与司机全家同住,结交农民朋友留在家一起吃饭,从不收礼,却常资助困难的老乡。自己穿着打补丁的衬衫,却塞钱给秘书买两件新衣。他从不参加宴请,喜欢粗茶淡饭。99岁高龄谢世,享受了人生的高寿。吴波传记作者宁新路后来为这本书取名——《来去无尘》:

  宁新路:吴老是内心很纯净的人。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把整个自己的一生放在不追求私利的境界当中。吴老的灵魂是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光彩照人的。

 

 

此生不愧净无尘

——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的故事(上)

《光明日报》201538

 

编者按

有道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话时。一个人身居要位大权在握时,被人颂扬并不乏见。如果离开了领导岗位,还能听到人们的赞誉,那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在财政部,有这样一位老人,尽管已经离任30多年,去世10年,今天提起他,从部长到普通干部,无论是在任的还是退休的,都深深地感念敬佩。他便是新中国财政部第五任部长——吴波。

201526日,本报“光明文化周末·文荟”专题版整版刊发了纪实性散文《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以生动的文笔,追述吴波奉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辉一生,重点叙述其公而忘私,清正廉洁,生前立下遗嘱,去世后房产交公的感人事迹。文章一经发表便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经光明日报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推送,又在新媒体上受到广泛关注。

我们在原有报道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吴波为祖国鞠躬尽瘁、为人民奉献一生的感人事迹,还原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人最为质朴的本色。请您跟我们一道重温吴波的故事。

 

“晚春蚕老丝难尽,孺子牛亡汗未消”。2005225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财政部老部长吴波,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让人感觉他没有离去,只是沉沉地睡着了,进入了梦乡。

梦里几度魂归故里。叶落归根,也或许,他只是“回家”了,回到了安徽省泾县茂林村,他的诞生地。

这是座清代古宅,至今保存完好。有庭院和七间老屋,坐北朝南。屋前有道照壁墙,八字形的院门向东,花砖门墙,青石石坊。吴波于此间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20世纪80年代初,从财政部长任上退下来的吴波回家乡。家乡人以为他当了国家财政部长,这次衣锦还乡,会是前呼后拥,车辆盈门。哪知吴波不出声响地回来,连坐车都是自己掏钱。乡亲们看当了大官的吴波,还是老百姓的样子,纳闷地说:“吴波当官不像官,怎么没有一点儿大干部的架子呢?”

吴波这次回乡后,写了两首诗。其一是:“去时乌头归白头,白头喜见少年游。村郭依稀今又是,物换星移六十秋。”儿子吴威立看到后,步原韵和了一首:“不向故国夸紫骝,一生谨慎唯运筹。桑梓一支夕阳曲,清风盈袖月满楼”。

知父莫若子。“一生谨慎唯运筹”概括的是吴波的事业奉献,“清风盈袖月满楼”则道出了吴波的人生境界。

一无所有地来,干干净净地去。吴波的生命却因为“无”而获得了“有”,因干净而臻丰盈,如珠玉般散发出温润而恒久的光芒,泽被后世。

换得金刚百炼身

就是从故乡这座古宅出发,吴波开始了艰难的人世跋涉。这注定是一段带有时代特色的、异常曲折坎坷的奋斗之路和求索之路。

曾被“三民主义”鼓动的他,加入了北伐军。但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北伐最终失败。他也很快发现国民党说一套、做一套,感到失望至极。

从此他追求真理执着而不舍,在旧军阀部队里,几次宁可丢掉饭碗,也不与邪恶为友,不以人民为敌;主持湖南赈灾,在随时会丧命的危险处境里,与贪官污吏智斗,使赈灾粮款免遭贪污,拯救了数万灾民。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工作时,吴波读到了进步书刊:鲁迅的作品、苏联的革命小说,等等。这些书刊对旧社会的揭露,对正义良知的呼唤,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撼动着他的心。这个两眼迷茫的青年,从此对社会主义有了笼统概念,对未来有了向往,渴望那种没有剥削、人人有工作有饭吃的社会早日到来。

在上海,吴波还结识了中共党员刘子华,从他那里了解到共产主义,听到很多革命真理。这是照亮他内心的第一束信仰之光。

1936年西安事变后,吴波在西安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被周恩来的高尚人格、博大情怀深深打动的吴波,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

端着国民党政府陕西公路局长饭碗的吴波,开始为延安和共产党做事,营救了大批红军西路军。后来,他干脆放弃官禄,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 

在革命圣地延安,吴波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迎来了思想的脱胎换骨,他决心放弃私利,放弃“自我”。他的放弃自我,是宽泛的,也是深刻的: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能为自己活着,要为人民和国家活着,这样才有意义;追求名利,不如放弃名利活得轻松;一个人要活得真真切切,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才能活出自我,才是人的真实境界。

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从此伴随着他,照亮了他往后的生命。

1983年,吴波离休之后重返延安,对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生涯做了一个概括:“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犹愧”是自谦,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完全担得起“此生不愧净无尘”。

一生肝胆如星斗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个清晨,一支特殊的队伍,带着办公用品、账本和财政文件档案,进入了北京,日夜兼程地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时任华北财政部副部长的吴波就在这支队伍当中。

这个穿灰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一路不知疲倦地与领导、同事们商谈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预算问题。他是那么年轻俊秀,英姿焕发,充满自信和活力,同时又满心焦急。

吴波清楚,正如毛主席所说,他同样也是来进京赶考的。考试的题,是建立新中国财政的大题,没学过,太复杂,太棘手,考不好后果不堪设想。

顶着这样的压力,吴波与其他财政人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加强统一的财政制度建设,实行财政预算制度,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建立健全税收机构……一桩桩、一件件事务,如火如荼地展开和推进。

那些年三里河财政部机关的夜晚,灯常常彻夜地亮。吴波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挑灯夜战,研究财政税收政策,草拟法规、制度,不知熬过了多少夜晚,倾注了多少心血。

“吴波同志在财政战线担任部领导工作30多年,不仅在实际工作中为新中国财政的奠基、发展和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将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治税观和理财观。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财政部一位原领导如此评价。

“讲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这是吴波在延安时立下的毕生信念。在生活中,吴波修养好,为人和善,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但对工作却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对于领导同志的讲话,吴波认为不妥当的,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并且据理力争,从不顾及个人得失。

吴波的求真,到了丝毫不马虎的程度,无论做一般工作,还是担任部长,研究问题,批阅公文,常常是夜以继日。夜以继日,不是效率不高,而是他太细了。每份文件、每个问题,不搞准确、不弄透彻绝不放过。特别是研究问题时,吴波仔细到了不自上而下搞几个回合的调研,不反反复复研究和听取不同意见,就不提出方案的程度。

吴波主动让贤,也是财政部流传多年的佳话。作为新中国的“模范部长”,1980年,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时,吴波把财政部长职位主动让给年轻有为的副部长王丙乾。

对吴波部长一生的评价,财政部原干部、中国建设银行原副行长赵玉琢用一副对联进行了概括,上联“一身正气”,下联“两袖清风”,横批“模范干部”。

精打细算当家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的时期,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吴波时常对大家说,虽然财政部每年有千亿元的资金,但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是人民的血汗钱。为国家节约每一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财政部第六任部长王丙乾认为,理财首倡节约,是吴波理财理论的核心。在吴波的观念中,这不仅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勤俭节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时期克服各种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同时也是发展壮大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础。理财的大忌就是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从而产生腐败因素。

吴波任部长期间,正是国家财力十分吃紧的时期,他提倡财政部带头简朴工作、厉行节约。

当时,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夏天炎热,总务处要给他配电风扇,他坚持不要。他的会客室的沙发又破又旧,还带着补丁,1980年部总务处多次提出更换,他都不同意,说补补还可以坐。他的会客室(实际就是外屋)十分简陋,只摆放着一些书和花草。

身为财政部领导,吴波一生不知管过多少钱,但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和集体,而将个人的需求压缩到最低。在吴波看来,当领导的一“大方”,风气就会变坏;相反,节省下来的钱,却可以帮助群众或有困难的职工,一举两得。

“作为一个财政部长,吴波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赵玉琢说,在困难时期,财政部为了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决定要用栅栏围一块空地种菜。当时行政司准备花200元建竹篱笆墙,写报告请吴波批准。他却批示要重新计算,看看是建竹篱笆墙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结果拉铁丝网省了20元。一件小事尚且如此,在大事上他就更不允许浪费了。

有一件事让赵玉琢记忆深刻。改革开放了,出国的人多起来了。1979年,赵玉琢跟一个外贸考察团去了美国,回来后向吴波部长汇报也建议他出国去看看。吴波部长听了之后说:“我年纪大了,先进的东西看了也学得慢,还是叫年轻的同志先出去学吧。出国费用很高,能省就省一点吧。”

财政部机关至今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两幢办公楼里:北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的,南楼也是近二十年前修建的。不是财政部没钱,也不是国家不同意,但改善办公楼的计划多年都没启动。原因何在?从吴波等老一辈财政人开始,财政部留下了艰苦朴素的传统——虽然管着大把的钱,要花在自己身上,还真舍不得!

“吴老的精神、风范不断激励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信念、牢记宗旨,守纪律、讲规矩。吴老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这样说。

此生不愧净无尘

——财政部原部长吴波的故事(下)

《光明日报》201539

 

清风盈袖月满楼

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是一个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四合院。房子很旧,两边厢房的房柱已经开始微微倾斜,地面上的青砖早就破损,有的已经断裂。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分配给他的院子里,吴波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曾经担任吴波秘书的王沈京,一直清晰地记得初次走进吴波家中的情景:家具破旧,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给吴波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

当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曾给吴波安排几处较大的院子,他说自己家中人少,就挑选了这个小院。有一次,李先念去吴波家里看望他,因胡同太窄,车都开不进去。组织上几次要对这所简陋的房子进行维修,都被吴波劝阻,他一心想着“文革”后百废待兴,尽可能为国家省下每一分钱。一直到92岁,吴波行动迟缓得厉害,住平房极不方便,经过多方再三劝说,才搬进了位于万寿路的楼房。

在吴波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杨雷芳,是1993年春节到吴波家的。因他在部队学习过烹饪,把他借调到家里帮忙。临行前,战友们说,财政部部长家吃的一定都是山珍海味,你还不赶紧学习做高档菜!他看菜谱、练刀工,掌握了烹调的“十八般武艺”。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吴波家简陋的厨房里并没有大鱼大肉,只有青菜萝卜。他做的第一顿饭是肉沫炒雪里蕻、青菜炒熏干、炒油菜,一小锅豆腐清汤。几天下来,吴波家的菜色基本如此,甚至不如部队的伙食。而杨雷芳做大菜的手艺,在吴家的十多年都没怎么派上用场。

吴波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他的几任秘书都有一份记录着他要接济的困难同志和亲朋的名单,每个月,秘书都会按这份名单逐个把钱寄出去。吴波过去的一个司机碰上了困难,从农村老家来到财政部找吴波。吴波当即接见,之后拿了个条子,叮嘱秘书给他寄去100元钱。司机泪流满面,用这笔救命钱给孩子看好了病。

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仅有5万余元,除去丧葬的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就连他生前住过的房子,也在他“走”后交还给国家,留给几个孩子的不过是几大柜子书籍。

他像一支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这样评价吴波:凡是能给予他人和社会的,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他也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

一生愿做普通人

吴波一直把自己看作普通人,没有讲究待遇、官级的习惯,这种习惯从延安带到了北京。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物资匮乏,全国出现饥荒。国家照顾高级领导干部,给他们发了“供应卡”,可以买一点紧缺食品。吴波不要特殊照顾,把“供应卡”锁在柜子里,偶尔用一次,也是因为来了重要客人。不了解吴波的人,以为吴波忍饥挨饿是跟自己过不去,是太“左”。而了解吴波的人知道,他看到老百姓都在挨饿,不愿搞特殊,吃苦要与大家一起吃。这是一位人民的儿子最为质朴的情怀。

1959年夏天,吴波到北京郊区卢沟桥公社参加劳动一个月,生活条件艰苦,他不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也不提生活上的任何要求,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谁也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都亲切地叫他“吴老头儿”。

吴波不讲究待遇,不坐豪华车,如果路程比较近,时间宽裕他会选择步行。他对家里人要求很严,他告诉家人,家人没有享受公车的特权。他的夫人邸力,腿脚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合同医院离家很远,上医院看病也是自己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去。“有一次吴老夫人染上急病,需要马上送医院,吴老仍然坚持不用公车送。对此吴老夫人也十分赞同,最后还是让自己离休的单位北京电影学院派车去了一趟医院。”吴波生前的秘书陈纪详回忆道。不讲待遇的背后,是吴波朴素的平等意识、平民意识。

吴波因公外出,总是强调轻车简从,不准接待单位迎来送往,不准搞吃喝招待。

1978年春天,吴波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星期天,他提议去太湖看看,正要出发时,副省长、财政厅厅长和无锡市的书记、市长等都来了,吴波严肃地对大家说:“今天是星期日,谁家没有一点大事小情,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我的意见,今天一个人陪我们去就行,人多了我有意见。”

吴波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常出差路过安徽,却从不下车。即使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他都让给其他的副部长。吴波不是无情,他有意回避老乡关系,刻意坚守清廉正派是他的底线,而尽量不打扰地方的同志,不闹出“动静”,也是他的为人原则。吴波的简单、质朴,让地方的同志虽然不太适应,但感到接待吴波省心、省力,也让人觉得温馨和感动。

“躲寿”,是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对吴波记忆极深的一件事。1986年,吴波80大寿。王丙乾建议由他和几位副部长每人拿点钱,凑份子给吴波祝寿,吴波坚决不同意。项怀诚说,到生日那一天,吴波竟然早早就让司机开车到西郊去了。“据说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吴波实在不愿意让大家费钱财、花时间,在他看来,生活过得清清淡淡,同事来往朴素简单,才是“真”,这些“热闹”和礼节,都是多余的。

接触过吴波的人,都知道吴波和他的家人都是不收礼的,这是他铁的规矩,谁也不得破。到吴波办公室拜访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见他必须两手空空。吴波以周总理为榜样,他常说,做领导工作己不正何以正人!

吴波不仅是一位财政部长,也是一位最平凡不过的慈祥老头儿。

王沈京永远也忘不了当年吴波送别他的眼神。组织上安排他到另一个岗位工作,那日,他到吴波家向他道别。吴波亲自将他送到大门口,还让夫人邸老送他到胡同口。那饱含深情的慈爱眼神,让王沈京刻骨铭心。在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了一拨又一拨,无论是秘书、司机,谈起吴波,无不对他的质朴情感和平民之风肃然起敬。

曾为吴波烧锅炉的师傅老宋,一次来北京看望吴波,吴波很高兴,中午留下老宋在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老宋万分忐忑,不敢和吴波同桌坐下。吴波亲切地说,我们都是平等的。

吴波年岁大了,每逢需要理发,秘书都想让理发师来家里。可吴波不答应,怕给人添麻烦,非要亲自去财政部的理发室。

父有所行,子必效之

人们不会想到,财政部长家的几个孩子,都是从最基层干起,有两个甚至在非常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吴波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

吴波的儿子吴本宁受了父亲“淡泊名利”和“志在为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大学毕业后同几个高干子弟一起,申请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吴波说:“既决定去,就不能中途当逃兵,要在那里安家落户。到下边不能摆高干子弟的架子,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凡是我在甘肃的熟人,你都不能去找。”五个同去的人,最后只有他一直留在了甘肃舟曲。40多年里,他一次次地从饥饿、泥石流、车祸中死里逃生,后来凭自己努力,当上了舟曲县公安局副局长,成为公安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实现了一生支边的承诺。

另一个儿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作。“文革”结束后有人想调他去机关工作,都被吴波谢绝了。后来他经推荐被组织调到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工作,1987年政府机构调整,组织上拟安排他到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当时归财政部领导,吴波知道后为避嫌,坚决不同意。吴威立回忆说,父亲对子女一直严格。记得大学入学时需要买一些学习用品,他作了个预算是98元,妈妈建议给他100元,但爸爸硬是不同意。平日父亲总在忙着工作,和他交流不多,但父亲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教育他,感染他。

幼子吴本立1958年从部队转业,自愿报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一头扎到了这片黑色的田野里,成为一名出色的拖拉机手。一次,他开的拖拉机因超负荷作业出了故障,被批判破坏生产机械。委屈中,他跟谁也不想说话,连续三个月没给父亲写信。吴波不放心,忍不住打电话到农场了解情况,农场的领导根本不知道谁是吴本立,最后在基层的生产队找到他时,他正在田野干活,满身是土。后来吴本立因为上过大学,被场里选中当了老师,又经同事介绍,调到了南京审计学院工作。在随后的几十年教师生涯中,吴本立兢兢业业,被评为江苏省高教系统的模范党员。

吴波始终记得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与会的人,都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对于干部子女,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

吴波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取任何产业、福利。就像他所说的: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吴波给组织写过两份遗嘱,提出将他生前住过的房子在他“走”后交还给国家。遗嘱上,儿子们的签名赫然在目。

2005220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的人生。225日上午,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波。办完父亲丧事的吴威立,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又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表示“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不沾一“尘”地来,不沾一“尘”地去,让自己的灵魂不染尘灰,这是吴波追求的人生境界。儿子们帮吴波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

 

 

财政部原部长吴波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两袖清风来去无尘

《经济日报》201538

 

人物小传

吴波,1906年生于安徽省泾县。1939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解放战争期间,兼任晋察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1978年后历任财政部顾问,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顾问、党组成员。1988年离休。

一位父亲、一份遗嘱,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这一切都与吴波有关,与这位参与奠定新中国财政基础,年逾古稀仍担当大任的前财政部长有关。

时间回到10年前,2005年的2月初春,99岁的吴波走完了生命的旅程,留给儿子们的只有一份特殊的遗嘱。说特殊,是因为同样的遗嘱,吴波立了两次。一次是2000年病重期间,一次是去世前一年;说特殊,是因为两次遗嘱的内容都是要将自己的待遇住房交公。第二次遗嘱,他特别写给财政部党组,并要求子女不向财政部伸手要任何照顾。

老部长吴波虽然已经走了10年了,但这个故事依然流存在很多人的口中心上。不少人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讲给孩子的孩子听。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吴波人生的最后一个故事而已。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早已不是吴波的生活片段,而是他全部的生命和整个的灵魂。正如他离休后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

一个字写出了吴波一生追求的境界,那就是一尘不染的灵魂,高贵纯净的精神,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和事业的无私奉献中。

最大任职年龄的财政部长

如果数一数新中国历任的财政部长,吴波算得上是在职年龄最大、在职时间极短的一任部长,但这丝毫不减人们对他的敬重。

1979年,吴波走马上任财政部部长时,已经73岁。

上任那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经过调查研究,吴波建议中央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分别对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汕头、珠海、厦门4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这一方案,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还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使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税收工作恢复正常秩序,在吴波的具体指导下,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税收三大建设(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目标,并付诸实施;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

在人们眼中,吴波既是一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又是一位实干型的高级领导。他处处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吴波的工作风格不仅对财政部形成勤奋、清廉、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佳话美谈,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说起吴波的抠门故事。

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财政部为解决干部食堂吃菜问题,曾用一块闲地种了几年蔬菜。后来吃菜问题解决了,菜地变成葡萄园。为给葡萄园建围栏,当时部行政司做了一个200多元的插竹篱笆预算。吴波看后批示: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的结论是,拉铁丝网只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这才批准了这个预算。

吴波经常说,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事业经费拨款,都应精打细算,绝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铺张浪费。

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30多年,形成了一套丰富的理财观,主要是5个结合,一是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相结合,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的观点。二是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思想。三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始终坚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四是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并一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的实践中。五是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完成税收任务与严格贯彻财税政策相结合,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

吴波的这套观点对财政工作实践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为财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吴波从不端架子,与吴波相处的人都说,吴老很普通。

原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冯润来说,他不把自己当成是部长。冯润来今年83岁,1951年到机要室担任打字员,很多重要文件都由他来打,他的办公室和吴波在单位的宿舍相邻。一天,我晚上加班,天气很热,我穿着背心裤衩打字。吴老拿着文件进来了,看见我这样说,你可真爽冯润来边笑边说。

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分配给吴波的一个小二进的四合院。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时,不敢相信这是财政部长住的房子。房子年久失修,很多地下的青砖已经裂了,地面凹凸不平,窗户上的油漆也基本脱落,房上长出了荒草。正房客厅里的陈设更是陈旧,一套破了皮的旧沙发,两把旧藤椅,一个旧书柜和一张旧的长条桌。曾给吴波当过工作秘书的王沈京说,就是这样一个小院子,吴老一住就是47年。

我当副部长以后,几次提出要修葺吴老的房子,他都不同意。后来梁柱的油漆脱落了,有的地方漏雨了,不修实在不行了,他才勉强同意修。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回忆说。

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这是吴波一生坚守的原则。他任部长期间,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

1976年,吴波到山东省调研,不同意坐小车去,和同事们同乘一部面包车出发。一周后,一行人乘火车到泰安,接待人员让吴波乘坐红旗轿车,吴老婉言谢绝,和大家一起挤在一辆北京202吉普车里,而象征职务等级的红旗牌轿车放空跑回。事后有人问吴波,让红旗车放空跑个来回不是浪费吗?吴波说:如果我坐了红旗车,我在泰安调研几天,红旗车就会跟我几天,这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为避嫌,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省去过一次。1982年,第四任财政部长张劲夫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邀请吴波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

1997年开始,陈纪祥给吴波做了8年多秘书,并把老人家送走,吴老去世前嘱咐我说,有两个保险柜是财政部的,等我走后,一定要交回。陈纪祥拿出一张办公设备退库单,上面记录着吴波部长,200534日,两节柜、五节柜各一,交物人陈纪祥

如吴老般克己奉公的老一辈党员大有人在,但如吴老一样纯粹的不多。项怀诚说,吴老所作所为都很普通,但在平凡小事中严于律己,累积起来却让人感到高山仰止。

而吴波就这样坚守了一辈子。吴波的这些故事后来被财政经济出版社编辑成书,名为《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感动了无数财政人。

最富有和最清贫的父亲

吴波的儿子吴威立今年80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说,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从不和我们发脾气,也不讲大道理,更多是身教,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影响我们。

1957年,吴威立考上清华大学,吴波高兴地对吴威立说,你需要买什么,开个单子。于是,吴威立列了一个清单,总计花费是98.5元。妈妈说,给100元吧。父亲说,不行,就是98.5元,一毛也不能多给。

哥哥吴本宁大学毕业,申请支边,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父亲支持他的选择,问他,你考虑好了吗?去那里就要扎根到底,一辈子不许回来,也不准找人利用我的关系。吴威立记得,当时去了5个干部子弟,而最后,就剩下哥哥一人在甘肃舟曲落地生根。

我本来有机会去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但父亲不同意,他说,我在财政部工作,我儿子决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吴威立说。

吴波的儿孙没有谁沾到过他的。项怀诚说,吴老从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旗号谋取个人私利,也不让家人利用他的职权占有任何好处。

2000年的一次病重,让吴波开始立遗嘱。这是他的第一份遗嘱,是为了去世后把住房交还国家。为此,他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请财政部的几位秘书作为遗嘱见证人。两年多后,吴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不放心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感觉还有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的领导表达,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次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遗嘱中,吴波说,我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给他们任何照顾。

2005220日,99岁的吴波平静地走了。因为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吴威立召集家人,并请了父亲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形成一份详尽的《家庭会议纪要》,将遗嘱中的安排,逐条逐人地落实下去。吴威立还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我曾劝过父亲,希望他能考虑到在外地的兄弟生活困难的情况,把房子买下,但他没有同意。所以,我们尊重父亲的意愿,交还住房。吴威立说。

吴波在第一份遗嘱中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他没有大额存款,仅有3万元左右的积蓄,除去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什么剩余,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子书籍,但他留下的那沉甸甸的精神财富,却弥足珍贵。

 

 

 

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经济日报》201538

 

不给儿孙留一间房、不让儿孙沾一点“光”,是10年前原财政部部长吴波同志两份遗嘱的主要内容。两份遗嘱为吴老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其中蕴含的“精神遗产”熠熠生辉,令人敬重,令人难忘。

身居部长要职的吴波同志,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信念,永葆本色。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都拒绝特殊待遇,不吃小灶、不配专车、不住好房,将个人需求压缩到最低,把群众需求视为最重要;他廉洁自律,拒绝收受礼品、拒绝超标接待、拒绝公车私用、吃饭自掏腰包,公务工作中能省则省,更不因私事花费国家一分一厘,他的儿孙都是普通干部和工人农民,从不允许特殊关照;他甘于奉献,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生活中也不遗余力为民服务,常年拿出一半工资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回望吴老高风亮节的一生,他不沾一“尘”来,不染一“尘”去,却在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崇高风范。

时移世易,但吴波同志的宝贵精神值得深深记取。他的生动言行在告诫新时期的建设者们: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永远是共产党员的执着追求,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永远是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法宝,勇于担当、无悔奉献永远是战胜挑战、赢得未来的精神后盾。面对机遇和挑战共存的大时代,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行的,不践行这样的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以吴波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中汲取力量,以他们为镜,深学、细照、笃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披荆斩棘、开创未来。

 

 

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中国财经报》201537

 

1

了却遗愿

——一个真正无产者的坚守

吴家后人聚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主要内容是要落实吴老生前的最后遗愿——上交两套住房。

10年前,刚刚进入农历乙酉年不久,积聚了一个冬季的严寒似乎来了个总爆发,北风呼号,滴水成冰。221日,在北京医院,一位为共和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老人——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同志永远地合上了眼睛,平静而安详地走了。

这位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他没能赶上春的温暖,却先行去追寻春的气息、精神的涅槃……

他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长期在共和国的财经领域工作,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鞠躬尽瘁,奋斗不息。

225日,在北京八宝山送走吴波之后的当天。吴家后人聚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主要内容是要落实吴老生前的最后遗愿——上交北京万寿路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套住房。

不给儿孙留下半点私产。这是吴老生前的愿望,为此,他两次立下遗嘱。第一次是在2000109日,吴老开宗明义地说出了他的理由:“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第二次是在2003126日,吴老在遗嘱中强调:“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和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的工作单位解决……”

吴家后人一致同意立即上交住房,了却老人的最后遗愿。

吴波,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一生的弘愿——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自始至终为党为国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克己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两袖清风、心静如水、高风亮节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彻底得以实现……

事过经年,此事至今让人唏嘘感叹。按照政策,吴老的这两套房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用上交单位,并可以按照规定以较为低廉的“房改价”买下,而他自己家庭情况其实也有实际的困难,不但在外地的儿孙回北京没地方住,在北京的亲属中也有人还要租房居住。

但是,大凡了解吴波性格的人都不难理解:这完全符合他始终如一的作风,也符合他一辈子表里如一以身践行信仰、坚守和履行的行为准则。

 

2

几度沉浮

——心底无私天自宽

在遭遇委屈中,如何面对?往往能够大浪淘沙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情,磨砺和考验人的情操和品质。

如果用两句话描述吴波的精神风范,我愿意用“身前品格存高洁,故去无产德馨香”来表达。

一位生活了一个世纪的老人,一位为党工作一个多甲子的革命家,一位为新中国财政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的先行者,在时代的风风雨雨洗涤中,却始终不悔初衷。

吴波出生于安徽省泾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27年,21岁的吴波立志救国,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他任国民政府湖南省水灾善后委员会委员,办了许多救济灾民的实事。之后,他在上海与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接触,掩护过不少被国民党追捕的共产党员。1936年,他在陕西省政府任参议时结识了在杨虎城手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宸。西安事变时,发生了一件影响他终身的事——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专门与他进行了长谈,他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党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正是这次见面,使对民族深怀忧患的吴波被共产党人的品格和襟怀所折服和打动。19396月,他在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之后,他在组织安排下,奔赴延安,从此踏上康庄正道……

19418月开始,吴波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后来历任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代局长,晋察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参加革命后,他长期在财政经济领域工作,直到离休。

烈火炼真金。只有经过逆境的波折和考验,才能反映和显现人的真正品质。

吴波的一生中,经历了几度大起大落的沉浮。

第一次是在延安“大审干”时期,为了保障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甄别混进延安的特务分子,组织上要对来延安的各类人士实行严格的“政治过滤”。吴波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成为被审查的对象,并被严格关押审查了两年半。在这段特殊时期,他在痛苦的磨练中不但没有沉沦和放弃,反而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书籍,接受和得到了有生以来最系统的思想启蒙,理性和平静地对待自己被审查的际遇,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人生和革命事业的境界升华——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者。

第二次是在建国初期,由于“新税制”的制订而导致的风波,吴波不仅没有退缩和躲避,而是在可能面临“反党分子”的定性、丢官甚至有牢狱风险的境况下,实事求是地承担责任,并因此险些终结政治生命。

第三次是在“十年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批斗、抄家、攻击、折磨中,始终敢于担当,坚持“我是财政部常务副部长,财政部的错,是我吴波的错,具体的事都是我办的,要承担责任,应由我来担责”。因此,他多次被批斗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长达四年的时间。回京后,又由于复杂的因素,等待恢复工作和名誉又消磨了六年,前后度过了十年的艰难岁月……

在遭遇委屈中,如何面对?往往能够大浪淘沙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情,磨砺和考验人的情操和品质。这种考验,往往没有身临其境和身在其中的人,则难以感受那种心灵煎熬和痛彻骨髓的苦痛。往往有许多人在这种委屈和逆境中,迫不得已的放弃,并在时代波涛的席卷之下,随波逐流。而只有那些真正的勇者、那些具有坚定理想和信念的人、那些意志坚定和具有真正信仰的达者,才能够“去留肝胆两昆仑”、“留取丹心照汗青”。

 

3

遵循规矩

——不能擅自逾越的“底线”

“我们在外出差是不允许带家属的。这是规矩。你既然带了,我也不能赶她回去。但她所有的开销和费用,必须从我的工资里扣掉。”

治国、治家、干事业、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都讲究立规矩,讲原则,实事求是。这些概念,往往耳熟能详。但是,现实社会的诱惑、客观环境的冲突、内心诉求的渴望、社会现实的比较落差所导致的各种压力,则往往使人在巨大的时代漩涡中背离。

然而,作为高级干部的吴波,却总是能具有万有引力般的力量,能够克服漩涡中的离心力而紧紧拥抱真理和国家事业的大地。

大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这样评价吴老:这种人,和他相处,能使人净化心灵。

几任财政部长都对吴老尊敬有加,即便在他离休之后,有关财政的大事,也都去征求他的意见。可老人每次都很谦逊。老人常对别人说,他们都很成熟,也有经验、有水平,也了解情况,会把国家财政的事办好的,我不能去干扰他们。

吴老熟读24史,自己时常写诗言志,记忆力也非常强,讲话时也不用对着稿子念。他对数字非常敏感。如果有人把数据搞错了,他会马上敏锐地指出:“搞财政工作的,对数字一定马虎不得,否则可能全盘搞砸。”

吴波在财政系统担任领导30多年,成为了一个务实的财政理论家和实践者。他的理财思想的核心是勤俭节约。他认为这不仅是财政和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理财的大忌就是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尤其不能破坏规矩从而产生腐败。

在财政策略上,他主张综合平衡,财政收支安排与国力一定要适应,必须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完成税收与严格贯彻经济和财税政策相结合等措施。这些理财观对新中国的财政与经济的发展,对纠正一段历史时期的政策偏差,从而恢复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波在财政部工作时常说,毛主席、小平同志都提倡实事求是,我们大家也都说要实事求是,但实际上有些事情还是没有实事求是,其原因一是认识问题,再一个就是立场问题。如果你怕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怕招惹是非,怕影响个人的利益,就不会敢于承担责任。在“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放卫星是普遍现象,但是,在财政部,吴波认为,财政放卫星就意味着向老百姓多征税,肯定要增加人民的负担。因此,财政部不但没有放卫星,而是实事求是的将“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如实给中央汇报。

在吴老身边待了12年的工作人员杨雷芳回忆,吴老说话从来都是轻言细语,和颜悦色。唯独有一次,吴老声音高了一点。那是因为小杨在打扫办公桌时无意中翻动了一份文件,吴老以为他想看文件,立刻指出:“这是组织上发的重要文件,绝对不允许你看的,这是原则问题。”

这种讲规矩的风格贯穿他一生的工作和生活中,即便到了他年老得病的后期,有时记忆不太清楚,但绝不以权谋私这根弦却始终绷得紧紧的。有一次,小杨与夫人一起到医院看望吴老。吴老当时还误以为是在外地出公差,他等小杨的爱人走后告诉小杨,“我们在外出差是不允许带家属的。这是规矩。你既然带了,我也不能赶她回去。但她所有的开销和费用,必须从我的工资里扣掉。”

就凭老人这种“下意识”的话语就足以代表任何的评说……

 

4

维护原则

——义正词严地“拒绝”

可是吴老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么多人都在舟曲工作,别人能干,我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干?要是把这些人全部安排进省城,能安排得了吗?不能因为看我的面子给我儿子办调动。

在生活中,一个人会不会“拒绝”,常常是衡量此人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然而,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类复杂因素和人情世故,谁又能真正能够以“公理”和“原则”为惟一的杠杆,排除一切干扰因素,而毫不留情地采用“拒绝”的方法呢?

其实,在社会中不难发觉这么一个现象:许许多多因为腐败而“湿脚”、“湿身”甚至身陷牢狱,成为社会罪人的人,最早的心理防线崩溃,就是从抵挡不了诱惑,不会“拒绝”开始的。

但是,无私者无畏。有关吴波在工作和生活中毫不留情地“拒绝”他人的事迹,不胜枚举。

1985年,吴老到延安参加杜斌承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当地政府安排他住进了延安宾馆的套房。吴老坚决不同意,他说,“地方这么穷,你们还让我住这么好的房间,我怎么睡得着觉呢?”等地方的人走了以后,他自己换成了标准间。换了房间以后,他对随行的秘书说起这几栋宾馆楼的故事。

原来,当时周总理来到这里后就曾经批评修建高档宾馆,他严厉指出,国家这么穷,怎么能够花大量的资金修这么豪华的楼呢。吴老当时对工作人员说:“我一躺在床上,总理当年的话句句在耳,你说我怎么安心睡得下呢?”

吴老当时的一个孙女在西安外语学院读书,听说爷爷奶奶到了延安,十分想念,便赶到延安来看望他们。准备返程时,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想为她安排公车送回西安。然而两位老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由老太太亲自“押”着孙女走了好远的路,目睹她上了公共汽车,然后才返回。

吴老为政清廉,绝不容忍以权谋私,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要求严格。

吴老的几个儿子都先后去边远地区锻炼,大儿子当年支边去了甘肃。最初,吴老只给他说了一句话,“去,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要回来。” 这样,大儿子就到了甘肃舟曲县,当初的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工作。同去支边的不少同学都偷偷跑回了家,但他却一直留在了甘肃。即使是1960年到1963年的自然灾害期间,他在甘南少数民族地区饿得半死,也坚持着没有回家。后来,甘肃省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找到吴波,提出他的儿子已经锻炼得够久了,可以在兰州安排一个工作,也可以更好的发挥他的才干。可是吴老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么多人都在舟曲工作,别人能干,我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干?要是把这些人全部安排进省城,能安排得了吗?不能因为看我的面子给我儿子办调动。

从此,他的大儿子就一直在舟曲县工作了一辈子,并在这个小县城里娶妻生子,直到退休和去世,真正达到了父亲对自己“坚持到底”的要求。

吴老对自己的几个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别人利用他的关系为子孙们谋私利,哪怕是“揩公家的一点油水”也不干。有一次,他的大儿子从甘肃回来看他,拎着许多行李,可吴老不让公车去车站接他,而是让他自己坐出租车回家。

在吴老的观念中,公车只能用来办公家的事,私事是绝对不能沾的。就连他的夫人邸老,一个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离休后腿脚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她的合同医院在积水潭医院,上医院看病时也是自己坐公共汽车或出租车去。老太太有一次染上急病,需要送医院治疗。可是吴老坚决不同意用单位配给自己的公车送。老太太对此也十分赞同,最后还是自己想办法上医院看病。吴老不让老太太用公家车,甚至不让自己的秘书去照顾她。

老太太在医院住院时,特别想吃肉,他的秘书便“自作主张”买了肉做好菜给她送去。但是,当吴老知道后,不但没有表扬秘书,反而提出批评说:“你是我工作上的秘书,不能管老太太生活上的事。”

在吴老看来,工作就要讲规矩,不能掺和任何私事。

 

5

廉洁朴素

——“要节约国家每一块铜板”

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几十年,上面全是补丁,就是不让换。

“要节约国家的每一块铜板。”这是吴老工作时常讲的话。

吴老生活简朴,更不贪图个人享受。当年在财政部工作时,吃饭时总是去得很晚,拿一个饭碗,一双筷子,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剔。平时在家里也一样,粗茶淡饭,从不讲究。吴老特别注意节约。在老年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后,手总是不停颤抖。有时吃饭时,粮食掉在地上或者桌上,他总是细心的捡起来吃掉。还教育身边的人说,“粮食来之不易,一定要勤俭节约。”

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几十年,上面全是补丁,就是不让换。跟他在一起20多年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只记得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晚年惟一做的一套新衣服,是因为受邀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时做的。也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场合必须要庄重才能表达他的感情。

他家里有两部电话机,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晚上睡觉时,要把那部红色保密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可是他家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都是临时放在一条方凳子上。工作人员回忆,在吴老离休之后,他专门给组织打了个报告,要将“红色专机”交还给组织。他说,我已经退下来了,没必要用“红机”了。

吴老认识许多的著名书法家,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可是他从不让人送字画。他的家里,唯一珍贵的书法作品,是陈云同志亲笔书写的一幅字,上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际上,吴老更看重的是这幅字所表达的深刻内涵。

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陈纪祥回忆,几十年来,吴老很多次都给别人捐钱,他只要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需要社会捐助的信息,每次都要让秘书和工作人员去邮局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款。

吴老的儿子吴威立回忆说:“有一年春节,妈妈拿着6块钱跟我说,这是你爸一个月的工资。200多块的工资就给我剩下6块,都捐给别人了。”

在吴老的意识中,从不会想给孩子们留下什么财产,也不会考虑让他的后辈们利用他的身份得到任何好处。

他的工资怎么花呢?刚开始国家发行国库券时,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去买,吴老就动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国库券。往后,他每个月的工资都必须有一部分买国库券。国家每个月给他52块钱的保姆费,他全部都交了党费,保姆费则另外从自己工资里扣。

有一段时期,吴老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吴老写信,他就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去帮助和救济父老乡亲们。他的工作人员小杨当时就经常为他办理这些事情。

他曾经的秘书王沈京回忆,在以前的物资短缺时期,逢年过节时,单位通过“后勤基地”给老干部送些鸡蛋、肉禽和蔬菜之类东西。王秘书说,往往这是他最头疼的问题。“因为吴老一定要交钱,我说这是单位给老干部的福利。但是他依然不答应,一定让我把钱上缴。可是单位没法给这些钱上账呀,有时我不得不‘糊弄’他,把钱交给家里的保姆鞠奶奶买菜用。”

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对破沙发,一溜半截高的书柜,在1998年搬家的时候一动就全部散架了。收破烂的人看了一眼说,“你给我钱,帮你扔掉还可以;让我给你钱,那不可能。”最后这些摇摇晃晃的书架、五六十年代的沙发、老旧的“苏联式”床垫都只能找人扔掉。

吴老在工作和生活中廉洁朴素早就有名,他曾多次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

 

6

严于律己

——老老实实做人

他家的生活条件与平时想象中的高级领导人的家完全不一样。房屋破旧,家具破旧,墙面和天花板的墙皮到处都在脱落。

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是一所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四合院。在一些北京老百姓眼里,这是一座很破旧的四合院,年久失修,两边厢房的房柱都已经开始倾斜,小院里和房间里的青砖早就已经破损,有的已经断裂,一到下雨天屋顶就会漏雨。吴老就在这所建国初期分给他居住的院子里住了47年。

他的离休生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长期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吴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对于这样的共和国功臣在生活条件和物资保障上都有明确的保障规定和规格。

该是颐养天年的吴老,却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仍然是一个纯真、无私、甘于淡泊的人。

吴老曾经的秘书,在回忆当初初次走进吴老家的情景时,这么给我们描绘:当时去吴老家时,是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进去的,但到了吴老家一看,他家的生活条件与平时想象中的高级领导人的家完全不一样。房屋破旧,家具破旧,墙面和天花板的墙皮到处都在脱落。吴老家以前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给他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多次发生过墙皮脱落掉进饭碗的事儿。

每一次提到给房子维修,吴老都不同意。包括好几届财政部领导去看望他时,也给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劝他,哪怕是提出来只给房子粉刷一下,也都遭到他的拒绝。吴老总是说:“我离休了,已经不工作了,不能吃国家的闲饭,再给国家添麻烦。”

直到1993年,实在怕吴老摔倒,工作人员先通过做通吴老的夫人邸力(她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批毕业生)的工作,再通过她,用一种“骗”的方式,让吴老出去待了两天,利用这两天的时间才给他的房子粉刷了一遍。就这事,后来吴老还把秘书给批评了好几次,说不该替他做主。

吴老家有一个用了几十年的老式铁皮浴盆,四角有“腿儿”,盆沿还很高,又旧又笨,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但吴老的浴盆却有许多用途,除了洗浴之外,洗完澡之后的水都要留在浴盆里,用来冲厕所。在吴老家洗完菜的水也要用来浇花。他总说,北京缺水,要节约用水。

年岁大了后,工作人员怕他摔倒,劝他换个浴盆。可吴老总是不答应。陈秘书回忆,有一次,吴老在洗澡时,腿脚不灵便,在迈过盆沿时,不慎摔了一下。他借此说起换浴盆的事,可吴老仍不答应。只让维修人员在浴盆前加了一层砖头,抹了些水泥,在浴盆边的墙上安了一个扶手。直到吴老90多岁高龄时,实在不方便迈腿进浴盆时,才给他“强行”换了一个。

离休后的吴老,也不出去旅游。有时秘书劝他,天气好时,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别人都这么做,效果不错。但吴老不听。他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说自己是个“懒人”,不爱动;另外不愿麻烦别人,说是给别人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不合适。

在他的工作人员小杨照顾老人的12年里,只见他出去3次。一次是1997年春天去植物园,午饭都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不愿惊动有关部门;一次是身边工作人员动员了他好久去大兴的西瓜节观光。好不容易答应了,到了那儿后,吴老怎么也不愿意在当地政府吃饭,并推脱了四十多分钟,就是不上桌。工作人员为了说服他,就说,“吴老,您不吃饭,大家还要吃啊,是不是?”吴老想了想后同意了,可是吃完饭后,他一定要付了账才安心离开;还有一次是部里组织老干部去世界公园游玩。

吴老过去常说,“搞财政的人一定要做老实人,做人要正。”

他也不求名。1985年,他的秘书姚文钢陪吴老去陕西出差,写了一篇《吴波同志二三事》,登在《中办通报》上,后被人民日报转载。吴老知道后,说了他整整一个星期,不让他以后再刊登类似的东西。

吴老从不愿麻烦别人,就连理发也是如此。年岁大了后,他也要上单位理发室来理发。秘书要让理发师来家里。可吴老不答应。他说理发师不是为我一人服务的,是为大家服务的。大家也拿他没办法。后来有一次,他来财政部理发,几个部领导知道后,专门停下会来看望他。老人家又觉得耽误了他们的工作,这才在秘书的“忽悠”下,同意让人来家里理发。

 

7

宽以待人

——善于换位思考的敦厚长者

有一位曾经跟随吴老多年的部下,在文革期间错误的“站出来”给吴老贴大字报,要揪斗吴老。多年的歉疚和良心醒悟使他十分愧疚和难受,主动找到吴老的秘书,想找个机会要当面给吴老道歉、认错。

当不知道这次“见面安排”的吴老听完他的话后,非常非常平静地对那人说:“我,不记得你说的事了”。

吴老家住的胡同对面,也是一家四合院,住了几户人家。这些邻居在吴老家住的山墙后面,搭建了一些小棚子,把本来很窄的胡同都挤占了,连小车进来都像“挤牙膏”似的。吴老从不说,也不让秘书给反映。他说,那些群众住房困难,不要去责怪他们。

而在吴老的前院,曾经长期住过为吴老开车的司机老蔡师傅。蔡师傅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吴老也一直给他救济,把他家的人当自己家人一样对待,就连他家的房租、水电费也给他代交。老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

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和一个普通的工人两个家庭曾经就这样长期的生活在一起,融洽、自然,如同一家人。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过年时,吴老总是让她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给“压岁钱”。

文革时期,一些红卫兵来吴老家里来“造反”。蔡师傅的孩子们不让这些人伤害吴爷爷,觉得伤害他就像是伤害自己亲爷爷一样。于是,他们拿着铁锹站在门口,不让那些红卫兵进门。

对家属、对自己的孩子这么“苛刻”,可是吴老对别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又十分周到。他在人大财经委工作期间,遇到会议开得时间比较长,要在会议上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不忘了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人给等着他的司机多加一个菜。

吴老不但在生活上关怀他们,对他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进步也非常关心。平时有时间,他也常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交流思想。一个曾经为吴老开车的一个司机师傅,就是在吴老的帮助和教育下,积极靠拢党组织,成为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他还多次给负责行政后勤管理的领导说,要多帮助那些思想上要求上进的工作人员,多教育,多培养他们。

工作人员小杨来了以后,吴老把西屋单独让出来给小杨住,让他有空就多学习,他嘱咐小杨说:“你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你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于是小杨就抽空了报了个文秘函授班学习,而吴老一看见小杨学习就特别高兴,连声夸奖:“学习好,学习好。”小杨还回忆说,虽然吴老自己穿的很破旧,也从来舍不得为自己买衣服,但是在小杨来了不到一个月后,就让老伴给小杨去西单买了件新衣服。

即便是对那些担任过他的秘书的同志,在他退下来后,也常常对他们说,不要老呆在我这儿,你们的工作主要在单位的案头。秘书说我们的工作是国家安排的,是“吴办”嘛。可吴老也开玩笑说,“吴办”“吴办”,现在是无事可办嘛。

1994417日,组织上安排吴老的第8任秘书王沈京同志到另一个岗位工作。赴新岗位之前,他去给吴老道别。临走时,吴老亲自送他到大门口,还让夫人邸老送他到胡同口。

在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了一拨又一拨,无论是秘书、司机,谈起吴老时,都说他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长者,一个“很少见的人”。

也有许多人在吴老离休后,来找他写回忆录,邀请他参加社会活动等,每一次吴老都婉言谢绝,他说,历史上的事情,我们这些当事人不要去说,要让后人去说,他们会客观和中肯地作出评价。

即便是对待那些曾经错误地对待过他的人,吴老的“方式”似乎也和别人迥然有别。

也是在吴老退下来之后,有一位曾经跟随吴老多年的部下,在文革期间错误的“站出来”给吴老贴大字报,要揪斗吴老。多年的歉疚和良心醒悟使他十分愧疚和难受,主动找到吴老的秘书,想找个机会要当面给吴老道歉、认错。

在有一年的春节期间,这人来到了吴老家。从进门开始就流泪。可是,当不知道这次“见面安排”的吴老听完他的话后,非常非常平静地对那人说:“我,不记得你说的事了。人老啦,好多事真记不清了。”那人听到这些话,更是羞愧,在吴老隔壁的房间里哭了一个多小时……

沧桑世事,物是人非,拈花一笑,已泯恩仇。

 

8

风范长存

——将精神遗产薪火相传

吴老过世后,自己与夫人留下的存款几万块钱是怎样处理的呢?给长期照顾他的小杨3万元,补给三儿子当初垫付的房屋装修款4万余元,其余除去丧葬的费用,几乎没有剩余。

一个老共产党人走了,清清白白地走了。

尽管他走了已经十年,但是,他的事迹、他的风范至今仍然被人所称道。

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根据老人的遗愿,他的家属签字同意,将他的遗体交给医院做病理化验。

吴老过世后,自己与夫人留下的存款几万块钱是怎样处理的呢?给长期照顾他的小杨3万元,补给三儿子当初垫付的房屋装修款4万余元,其余除去丧葬的费用,几乎没有剩余。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子书籍:24史、财政学书籍等。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他的精神遗产,却是留给世人的一份传世珍宝。

他以一个无产者的清白,最终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无产者,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个人谋私利。

长者已逝,精神尤存。

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他的身上,也体现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在他的身上,更体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精神。

今天,当我们再次追忆起吴波时,当我们再一次被他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动时,我们是否应该牢记——优良传统,是不该被忽略和忘记的,忘记了过去,确实就意味着背叛。

同时,我们是否应该琢磨:仅仅有感动是不够的,而是应该自省,应该醒悟,应该对照和学习吴波的品格,想一想: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请记住这个名字——吴波。记住这个将近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老人,记住这个老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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