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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节选四章

  

年轻时追寻革命投奔延安,审查关押近三年受委曲无怨且信念不移,建国初期为新税制操劳做出卓越功绩,“税制风波”和文革中面对丢官和生活危险不说假话主动揽过,几个儿子不留身边支持到艰苦地方安家落户,坚守平民意识不占公家一分便宜,主动让贤财政部长体现高风亮节,不收礼不接受宴请成习惯,他没有大额存款,因多半薪水帮助了别人,一辈子留给儿孙的仅有万元积蓄。他留下遗嘱,说早年立志做“一生无产”者,从没想过购置私产留后代,让后人把分配他的两套住房交还给了国家。

 他就是:吴波——共和国第五任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吴波,是一个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人,是一个散发着精神光芒的人。谁看到他的光芒,谁就会被他的光芒牢牢吸引;谁走近他的光芒,谁就会被他的光芒穿透内心;谁仰望他的光芒,谁就会被他的光芒牢牢牵引。

   第十四章  两套房子和遗嘱

    吴老晚年分配到万寿路两个单元的住房,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购买,可他却不买。吴老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他参加革命时的这个初衷,经过了世事沧桑、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到了晚年,他对这个初衷的实现,越发迫切了。

他知道,自己追求做一个没有财产的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度,不是来自他,也不是来自老伴,而是来自于儿子们、孙子们。他有四个儿子,十多个孙子(女)。除三子吴威立在身边北京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在外地。虽然他们定居在外地,而北京的儿子和外地的儿孙们对他的私产,都有继承权。他没有存款,工资都用在了生活上或慷慨地接济了贫困的人,留在身后的只有两套房子了。吴老决意身后把两套房子交给国家,而他也要征求几个儿子的意见。他希望所有的儿子都来赞成他的做法。大儿子去世了,他让三个儿子发表意见。两个儿子赞成父亲的意愿,一个明确提出,父亲的房子属于私产,不能交公,留给外地的儿孙们回北京住。吴老坚决不同意。吴老给“有想法”的儿子耐心沟通,最后得到了他们的理解,表示尊重父亲的意愿。

那怎么做到他和老伴去世后,把两套房子立即交给财政部呢?吴波想到了立遗嘱。那年,年高85岁的吴波病重住院,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有点着急立房子遗嘱的事了。出院后的一天,吴波让三子吴威立和秘书王沈京等,张罗立遗嘱的事。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请王沈京、梁志义作为立遗嘱见证人。吴老提出,他去世后房子交回财政部,家庭成员一致同意。他口述,让吴威立记录,留下了交房遗嘱,并把这份遗嘱送交给了财政部。

 房子交公遗嘱(1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中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套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保留。

立遗嘱人:吴波(亲笔)

见证人:王沈京(签名)、梁志义(签名)

家属:吴本宁(签名)、裘企阳(签名)、吴威立(签名)、吴本立(代签)

 2000109

这份落地有声的遗嘱,已经有两个见证人,也由儿子、儿子的代签人签名画押,按理说房子交公的事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吴老似乎放心了。两年多后,吴老年事已高,多病,也经常住院,他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又放心不下了,同时他感到还有一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领导交待一下。他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

 房子交公遗嘱(2

     怀诚同志:

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

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我指定我的三子吴威立做我的遗嘱执行人,由他负责同财政部联系。

顺致问候。

                         吴波(章)2003126

这天早上,项怀诚部长上班很早。秘书从大堆呈报件里,看到了吴老的遗嘱,他连看几遍,感到遗嘱虽短,但“份量”很重,他被吴老一生追求无私,死后实现无产的高尚风格深深感动,他当即把吴老的遗嘱,呈送给了项怀诚部长。他对项怀诚部长说,这是吴波老部长写给您的遗嘱,看了让人感动和掉泪!

项怀诚马上放下手里的文件,看起了吴老的遗嘱。项怀诚与吴老共事很长时间,也是吴老的老部下,对吴老心中由衷敬佩。吴老在位时,从没给组织提过任何要求,退休后也从没给组织提任何要求,他多么希望吴老给他写的这张纸的文字,是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因为项怀诚每年都几次去看望吴老,他的生活太简朴,需要改善,但他从来不同意。面对吴老的遗嘱,项怀诚部长心里一股情感往上直涌,他瞅了许久这份遗嘱,是感动,也是在思索……他说,吴老真是了不起啊!他在遗嘱上批写道:

请党组同志传阅并存人事司。

 2003年)128

这第二份遗嘱和第一份遗嘱一样,同样在财政部党组成员中引起了赞叹。党组成员钦佩吴老的高尚品格,对吴老的意愿,只好选择同意。大家明白,按照吴老的遗嘱办,就是对他的最大理解与敬重。

2005220,吴老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225上午,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老。随着火化炉缕缕青烟的升起,这位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且在坎坷中执着追求高尚境界的人,永远驾鹤西去了。办完父亲丧事的吴波家人,挂念着他父亲的遗愿。大家都明白,要让吴老没有牵挂地安息,只有把他的遗嘱,不折不扣地尽快办好。就在那个下午,吴威立趁家人比较齐,召集兄弟、侄儿,也请了吴老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研究办好父亲遗嘱的事。经过大家商议,全体同意执行父亲的遗嘱,并对执行遗嘱中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和要求,形成了一份《家庭会议纪要》,打印人手一份,请各自照此落实。

 家庭会议纪要

时间:2005225星期五

地点:万寿路甲11号院4号楼1101

参加人:裘企阳、吴威立、吴本立、戚惟懿、吴卫东、吴卫军、吴勤、吴文辉、陈纪翔,秘书杨雷芳

一、对父母的缅怀:母亲突破封建束缚投身革命,历经坎坷始终不渝。解放后从事艺术教育深受学生爱戴。父亲参加革命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父亲在世时留下遗嘱,坚决要求在他去世之后把住房立即交还财政部,体现了他坚定的原则性。子孙们都表态要执行他的遗嘱。

二、遗产处理:

1住房:

全体一致同意执行父亲的遗愿,把11011103两套住房交公。但企阳提出因他受聘于金融协会做顾问,要求继续租借1103住房。其他与会的人(并征询本宁意见)一致认为,把住房交还财政部一事应严格执行父亲的遗嘱,否则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损害父亲的声誉。考虑企阳的困难,建议把父母仅留下的3万元钱作为企阳临时租房的补贴,企阳应以大局为重在三个月内腾出1103单元住房,建议在20056月初把11011103两套住房一并交还财政部。

2现金:

威立报告了父亲的存款30000元加上抚恤金合计51949元。企阳报告了母亲身后留下59631元;共计111580元。

(1)给小杨3万元(杨雷芳)

(2)威立收回1998年为装修住房垫付的4万元,均分给没有社会医疗保险的菊英、芝荣(注:李菊英是吴本宁之妻,宋芝荣是吴本立之妻)每人20000元作为医药补贴。

(3)给企阳3万元用于他迁居后租赁住房的补贴。

(4)余下1万余元用于父亲丧葬及交房时的善后费用。

2005225

吴威立在组织家庭成员研究做好执行父亲遗嘱的事中感到,执行父亲遗嘱,还需要财政部的帮助。他又给财政部时任部长助理王军,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

 吴威立的交房申请

王军助理:

遵循我父亲的遗嘱,现已将万寿路西街甲1号院411011103两套住房清理完备交还部里。当初我曾对父亲说过买房子是国家的政策,希望他能考虑到我在外地的兄弟生活上比较困难劝他把房子买下,他没有同意。为了让他安心,经和兄弟们商量后我代他拟了遗嘱,并上报了财政部。

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提个额外的要求,请房管部门收房后给我开一张收据,便于我通告外地的兄弟。

顺致  问候。

  吴威立

2005526

这份《交房申请》送到王军部长助理手上,王军又一次被感动。几年前,吴老写给财政部领导两份遗嘱,他不仅看到过,也让他非常感动。他从吴威立写的《交房申请》的字里行间再次看出,吴老的高大和他家人的高尚。王军清楚,虽然这是吴老的私产,但他和家人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坚持交公,只有按吴老遗嘱办,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他批示道:

请金组长(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楼副部长(楼继伟)、金部长(金人庆)阅知,为尊重吴老和家属意愿,拟请服务中心照此办理。 

2005年)527

 

被吴老和他家人感动的,不仅仅是王军部长助理,还有财政部党组其他成员。金人庆部长显然也被深深感动了。他批示道:

吴老生前的事迹,请王军同志牵头组织有关同志抓紧整理,要进行宣传。 

2005年) 531 

王军接到金人庆部长的批示件,思考片刻,他感到吴老是财政部的光荣,也是财政人的骄傲,他的事迹将是照亮财政人心灵的光芒,他决意要认真抓一下宣传吴老的事。具体怎么做,他批示道:

请张通(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及路明(廖路明,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同志阅。请将已作宣传的有关资料搜集整理;请同几位老同志特别是傅助理(傅芝邨,财政部原部长助理)商量一下,如何作好宣传;拟出一个下一步宣传计划,我们一起议一次。 

2005年) 531 

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张通和副主任廖路明,根据部领导批示,当即召集办公厅有关处室和《中国财经报》、《中国财政杂志》负责人,研究宣传吴波高尚情操的宣传报道计划。拿出宣传计划后,王军部长助理又与负责宣传的有关人员进行商议,确定了宣传方案。很快,《中国财经报》资深记者蔡劲松等,采访写出了数千字的长篇通讯。报道刊登后,吴老的一生追求“无产者”的崇高境界,感动了许多人,引起了财政部内外巨大反响。这是财政部第一次组织宣传吴老的事迹。随之,吴老的事迹在财政部内外传开,成了财政人心中的一座丰碑。

吴老“走”后,有人对吴威立说,按规定老人的房子你们也可以不交,而且这个黄金地段的房价涨到了好几万一平方米,两套房要出售,至少能卖近千万。面对这样的大利,吴威立和他的兄弟们没有动心。依照他爸爸的遗愿,在吴老去世三个月后,吴威立很快整理搬走了万寿路两套房的东西,把钥匙交给了财政部有关部门,并让出具了收条,实现了他爸爸交待的,“走”后房子交还国家,“我是一个无产者”的愿望。  

  第十五章    凡尘世俗里的“苦行僧” 

     生活不喜欢奢华,更不接受浪费,能简的尽量简,能省的尽量省,这是吴老的习惯。这些习惯已经不是简单的节俭,简直就是清苦,而且清苦的地步,用“苦行僧”来形容再确切不过了。他坚守清苦,他对自己的苛刻,过“苦行僧”生活,与他作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与他工资收入,是那么不协调,也让人产生许多不解。吴老是从小养成的简朴生活改不过来,还是穷怕了呢?都不是。吴波坚守清苦的后面,是那超凡脱俗的思想,恰恰是做一个真切的人的体现。他做真切的人,就是做生活无奢无华的人。

吴老的洗澡浴盆和洗澡水、洗菜水,是有故事的。吴老家有一个老式铁皮浴盆,四角有“腿儿”,盆沿还很高,又旧又笨,爬上爬下很不方便。这个浴盆用了几十年,早该淘汰换上陶瓷的,但他舍不得扔。舍不得扔,不是铁皮浴盆好用,铁皮浴盆一点也不好用,浴盆会生锈,且洗澡水凉得快。用铁皮浴盆的人,早换上了陶瓷浴盆,工作人员多次建议换成陶瓷的,而吴老怕花钱,也怕浪费,执意不换。

这个铁皮浴盆还有一点不好,洗澡时很滑。吴老年岁大了后,工作人员怕他摔倒,劝他换个浴盆。可吴老说,这浴盆没破,好好的,扔了太浪费了。他还是不肯更换。有一次,吴老在洗澡时,腿脚不灵便,在迈过盆沿时,不慎摔了一跤。工作人员借此说起换浴盆的事,可吴老仍不答应更换。只让维修人员在浴盆前加了一层砖头,抹了些水泥,在浴盆边的墙上安了一个扶手而已。吴老到了90多高龄,腿脚不灵活了,迈腿进浴盆时越来越吃力,只好给他“强行”换了一个陶瓷浴盆。

吴老用水好像用油一样珍贵。他家的洗澡水,除了洗浴之外,洗完澡后的水都要留在浴盆里,舍不得放走。留在浴盆里做什么?用来冲厕所。还有,洗完菜的水也不让倒掉,要用来浇花。他总说,北京缺水,要节约用水。有几次,因为天气太热,他留在浴盆的洗澡水,放到第二天有“味”了,有人把它放掉了,吴老发现后,问是谁把冲厕所的水放走了?!别人给他说明原因,他还是批评了放走水的人,并嘱咐他,今后不许这样做,放走一浴盆水,多浪费啊。几次放走水,几次都挨了批评,后来谁也不敢放走洗澡水和洗菜水了。

吴老离休后,也不出去旅游。有时秘书劝他,天气好时,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吧,有利于身体,况且别人都这么做,健身效果不错。吴老不听。他的理由有两个,说自己是个“懒人”,不爱动,另外不愿麻烦别人,说是给别人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不合适。有几次,财政部的几个老部下,出于关心吴老,分别给他联系了名胜山水的地方,请他避暑和过冬。吴老谢绝了。他还是那句话,他是个“懒人”,实在不爱动,谢谢大家的好意,千万不要安排了,他不去。地方的同志听说吴老要来,都很热切,让驻京办的人员,去家里接,没想到他压根不愿出去。来接吴老的地方同志很热心,一心想把他接出去,而无论怎么做动员,吴老就是不出去。对此,吴老对秘书说,谁安排这样的游玩,都要谢绝了,“出去”一趟固然好,兴师动众,前呼后拥,吃住行玩,一路打扰,耽误别人的事不说,还要花掉公家那么多钱,这种事做不得。因而从他退休到去世,他多少次拒绝了各地的邀请,也拒绝了好心人的“安排”,所以,哪里也没去过。

在他身边工作的小杨说,在他照顾吴老的12年里,只见他出去过3次。一次是1997年春天去植物园,午饭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不愿惊动当地政府部门;一次是参观北京大兴县西瓜节,身边工作人员“发动”他,等了好久,才答应去。好不容易劝他到了大兴,可吴老怎么也不愿意在当地政府部门吃饭。大兴区政府领导哪肯,一定要请吴老吃饭,吴老一直推脱,推脱了40多分钟。大兴的领导不知怎么办好。工作人员为了说服他,就说:“吴老,您不吃饭,大家还要吃啊,是不是?”吴老同意了,可是吃完饭后,他一定要付了账才安心离开。

吴老客厅里的一对破沙发,给多少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财政部退休干部李慧中至今提起吴老,都忘不了他家客厅的那旧沙发,其感受是那么具体。198010月份,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的李慧中,同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田纪云是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田纪云向李慧中提出,想去看望吴老。李慧中跟吴老秘书取得联系同意后,有一天,她陪田纪云去了北京西四大酱坊胡同吴老家。他们刚走到会客室,实际上是寝室的外屋,看到吴老穿着件黑色棉坎肩、脚穿布鞋从屋里走出来,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请他们就坐。她低头一看沙发,发现是一套又破又旧的沙发,仔细看,是一个用紫红色棉布做的沙发套,不知洗过多少次,颜色已经褪色不说,还开了两个大窟窿,窟窿上用不同颜色的新棉布补在沙发座位上,新旧两种颜色非常显眼。

李慧中坐在沙发上感到非常难受。心想,堂堂的中央财政部部长,整天工作忙忙碌碌,回到家就坐这么个破旧沙发,这个条件也太差了吧!后来她才知道,财政部主管行政的总务处,曾多次要给吴老换沙发,他就是不同意,说补补还可以坐嘛。这使她联想到,吴老在任时经常教育财政部干部,说国家财政困难,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不能浪费国家一分钱,把钱花在刀刃上。他是身体力行啊。那是她第一次去吴老家,沙发的事让她永久难忘。

还是20世纪50年代,又是一个酷热的夏天,财政部机关还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本来去年夏天酷暑时节,财政部总务处的同志几次劝说吴老,给他办公室配台电风扇,他没同意。今年的天气仍很热,吴老汗流浃背地埋头办公,晚上很晚才下班。天太热了,总务处又提出给吴老配台电风扇,他又不同意。那时按规定只能给部长配备电风扇,别人(如秘书)也不能配电风扇。总务处坚持要配,他说,只有他部长热,别人就不热吗?他说什么也不要。后来总务处不听他的意见,强行给他办公室配了电风扇。吴老却自己掏钱,给秘书也买了电风扇。

吴老还有几件年代久远的物件,那是衣服。一件是睡衣,穿了几十年,越洗洞越多,上面补满了补丁,就是不让换。跟他在一起20多年的工作人员说,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还有一件灰色的大衣。事实上,他就这两套衣服。他老伴常劝他,该添件新衣服了。吴老说,衣服够穿了,也没有太旧,不买了。在秘书们的印象中,要让吴老新添件衣服,除非衣服实在无法穿了,才买新的,衣服不破,他不会添新的。

部级干部按规定是配专车的,吴波坚持不给自己配。他坚持不配专车,有人认为他太“左”,了解吴老的人却不这样认为。吴老不要这样的待遇,跟“左”,跟假,沾不上边,他是出于节俭。他说,他几乎不参加吃请应酬,也不喜欢热闹,除了上班和正常公务活动,用车很少,配专车自己用的少,实际上别人用的多。一辆专车一年的开支是不小的数目,给公家增添了很大开支,没必要。

吴老的淡泊、朴素,是渗透在血液中的,谁也改变不了他,到什么地方也改变不了他。至今在陕西财政史料中,还在传颂吴老回延安的一段故事。那是198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拨款在米脂县修建“杜斌丞纪念馆”。吴波和原在延安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一起,乘一辆面包车来到米脂县,出席开馆仪式。事后,吴波一行路经延安,延安宾馆给吴波和老伴准备了一个里面是寝室、外间是会客室的套间。吴波知道后对接待他们的市领导说:“我离开延安快40年了,这次回延安就是回‘娘家’,我只是回来看看,没有工作任务,让我住套间,这明明把我当外人嘛。如果今天晚上把我当成客人住进套间,明天我就得离开这里,什么也看不成了,你们这样客气,把我当成客人,让我住这么好的地方,我怎么睡得着觉呢?”

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了,吴波老俩口仍坐在会客室里。后来,了解吴波为人的一位同志建议说,吴波是“老延安”,回家来看看,不是外人,既然要求住一个单间,就让他住单间吧,这样他就遂了他“回家”的心愿。后来宾馆领导把原来安排的套间换成了单间,吴波和老伴才高高兴兴地住了下来。

在延安吃农家饭,临返京时,桌上剩了两个煮玉米,吴老的老伴让用毛巾包好带上。到了西安,时任陕西财政厅厅长王家彦安排吴老用餐,老人家叮嘱要简单些,拿出包着的玉米,让热一下当餐吃。王家彦拿回去打开一看,因天气热,焐出馊味了,赶紧叫办公室的同志到郊区去找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两个玉米回来,煮给吴老吃了。

吴老吃完饭,还有一个很少人有的习惯,那就是凡是掉在桌上的饭粒,都要拣起来吃掉;吃完饭,如果碗上沾着饭,他会把碗舔干净,不在碗里留下米面。他的这个习惯,从年轻时养成,餐餐如此。吴老的这个习惯,秘书和家人都明白,他就是不愿浪费一粒粮食,因而他身边的人,都很注意餐桌上不浪费。厨师做菜,精打细算,能吃多少饭,做多少饭菜,绝不多做。饭菜一旦剩下,不倒掉,下顿吃掉,他家绝不会轻易扔剩菜剩饭。

吴老得病后期,有时记忆不太清楚,但“清规戒律”的弦却始终崩得很紧。有一次,他身边服务人员杨雷芳的爱人到医院看望吴老。吴老误以为是在外地出公差,就对小杨说:“我们在外出差是不允许带家属的。你既然带了,我也不能赶她回去。但她所有的开销,必须从我的工资里扣掉。”

吴老的“苦行僧”习惯,像细细春雨,滋润了更多人的心田。那时,吴老虽然退休了,可是从部领导到其他干部,都受到吴老“苦行僧”操守的影响。副部长刘仲藜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需安排吃顿饭为他送行。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提议,部党组每人掏20元钱,在部招待所食堂吃了顿简单饭菜;有些司局长长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地方新建办公楼的情况下,财政部却一直在三里河老楼里。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也就两间房子,每间仅十多平方米大小。 

 

第十六章   拒绝与给予是一个高度 

在吴老的观念中,车是公家的,只能用在公事上,至于待遇、等级,在他观念里很淡薄。

吴老当了部长,照例可配备“红旗” 轿车,可是他不讲这一套,他说:“车,只要能跑就行了。为什么职务一变, 待遇也一定要变呢?”吴波平时坐的车,是辆机关用了很长时间的旧车,旧到经常修理。因为不上“档次”,到中南海开会,门卫常把他的车看作是工作人员的车,安排到别人的进完了再让他的车进,对此司机有情绪,而吴老却不以为然。这样的“看车待人”的多了,司机很难受,他对吴老说,堂堂财政部部长,就因为坐的车不上“档次”,就被安排在好车后面进门,这不公平!吴波说,为了排到前面进门,就换豪华车呀,早进晚进不一样吗?!司机听了吴老的话,心里还是不平衡,他便对财政部有关部门领导说了这个“看车待人”的现象,建议动员吴老还是换“红旗”轿车名副其实。服务部门领导再次做吴老工作,请他同意换“红旗”算了。吴老说,这车又不是不能坐,坐那么好的车,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节省点钱吧。换车的事,再也没人敢提了。

吴老不讲究待遇,不升级坐豪华车,看上去是件简朴的事,实际上不讲待遇的后面,是真切的朴实做人意识,是真切的平等意识,也是真切的平民意识。

吴老长期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因公外出开会,如果路程比较近,时间宽裕他也会步行,不用车。他对家里人要求也很严,从来不让家人使用公家的车。他告诉家人,家人没有享受公车的特权。儿子不准坐公车。老伴上班很远,上下班再远再累也坐公交车。一次,吴老去延安路过西安,一个孙女在西安外语学院读书,听说爷爷奶奶到了西安,十分想念,便跑来看望他们。回去时,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安排车送她回学校,两位老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老太太陪着孙女走了好远的路,目睹她上了公共汽车才返回。

对自己的家人这么“苛刻”,可是吴老对别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又十分体贴周到。他在人大财经委工作期间,遇到会议开得比较长,要在会议上吃饭时,也总要关照一下司机的吃饭问题。吴老不但在生活上关怀他们,对他们思想也非常关心。平时有时间,他也常和身边工作人员交流。一个曾经为吴老开车20年的司机师傅,就是在吴老的帮助和教育下,积极靠拢党组织,成为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他还多次给负责行政后勤管理的领导说,要多帮助那些思想上要求上进的工作人员,多教育、多培养他们。

吴老的工资花得很特别。国家刚开始发行国库券时,没人买,吴老就动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国库券。以后,他每月的工资都必须有一部分买国库券。有人问吴老,您的工资开支的地方很多,还要帮助有困难的人,本来就很紧张,为什么还去买国库券呢?吴老说,国家有困难,带头买一点,也算退休了还能做贡献。

“文革”后,中央发文规定,副部长级干部恢复每月保姆费补贴制度。文件送到吴老手里,吴老看后,没批示,先放了下来。秘书纳闷,吴老一般不压文件的,他为什么不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秘书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压根不想领这个钱。但他又犯难,自己不按规定执行,不享受这份待遇,又怕影响了其他部长领取,过了十多天才在文件上批了字,最后他还是同意领了。秘书把钱送给他时,他却吩咐把这个钱全部交党费。秘书理解吴老,也没有多说什么,把领到的保姆费如数交了党费。

1978年春天,吴波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从这里起步的。乡镇企业改变了当时中国农村一元化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财政部门对这个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是吴老这次调研的重点。

阳春三月的江南,已是桃红柳绿,莺飞草长。星期天,吴老提议去太湖看看,工作组的同志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天来,夜以继日地开座谈会、找人谈话、实地考察,实在太辛苦了,适当放松一下,缓口气,对完成调研任务,对年事已高的吴老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正要出发时,副省长、财政厅厅长和无锡市的书记、市长等都来了,要陪工作组同志游太湖。吴老一看这么多人陪着去,严肃地对大家说:“我是第一次来无锡,所以想去太湖看看,你们是江苏人,太湖对你们来说不知去多少次了。今天是星期日,谁家没有一点大事小情,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我的意见,今天你们一个人陪我们去,人多了我有意见,那样,是你们逼我在办公室里过这个星期天。”大家听了吴老这番话,同意了他的意见。那天,只有市长一人陪吴老和工作组的同志游览了太湖。

快到中午时,吴老提出要回招待所吃饭,市长解释说,太湖饭店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吃吧。吴老说,在这里吃,就吃便餐。走进太湖饭店,看到桌子上摆了好多菜,又犯了难,坐下吃吧影响不好;不吃吧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吃饭呢?大家感觉到,吴老是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情绪下勉强吃完了这顿饭。当时国务院规定出差人员每天3餐付粮票1斤,款15元,饭后他让秘书给饭店付了5斤粮票和50元钱。后来吴波谈起这件事时说:“我付钱目的,就是不让饭店记我的账。”他对这种用公款招待吃喝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一个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财经纪律,他不愿意在太湖饭店的账目上,留下有财政部领导在此吃喝的招待费用。

吴波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出差到江西、福建、上海路过安徽,从不下车。为什么不下车?吴波是安徽人,老家的人希望他多到家乡看看,可吴波总是去得很少,即使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他都让给其他的副部长,一方面是避免别人说他与安徽有什么私人关系,再就是尽量避开为家乡人办私事。有一次,他到江西、上海调研,安徽的同志不知从哪个渠道听说吴老要来南方,给他秘书联系,请吴老路过安徽,停留住一晚。吴老对秘书说,绝对不行。车过安徽一车站,停车的时候,安徽某政府部门的同志摸到了车上,送的水果不收,要请吴波下车吃顿饭再走,吴波热情而坚定地拒绝了。安徽的同志当时很不理解,吴老平时不回老家,路过家乡既不收送上车的水果,也不下车吃顿饭,太不近人情了。后来安徽的同志才知道,吴老不是无情,他有意回避老乡关系,刻意坚守清廉正派是他的底线,而尽量不打扰地方的同志,不闹出“动静”,也是他的简朴生活的坚守。他对老乡的回避,对亲朋的回避,对好处的回避,使得裙带关系、地域观念等等,在他身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19804月,吴波刚从财政部长位上退下来,组织安排他去安徽黄山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夫人同行。安徽省委老干部办公室,得知吴老回老家的消息,立即做接待准备工作。吴老是安徽泾县人,青年时期在宣城读书,后从事革命工作, 离开安徽已四五十年,从未回来过,安徽政府部门想好好安排一下吴老的此行,让吴老夫妇吃、住、行、玩舒适开心。

吴老夫妇抵达合肥后,只有秘书一人陪同,吴老不让安排豪华饭店,只好安排下榻到了普通宾馆。次日,安排吴老夫妇参观游览合肥的包公祠、逍遥津公园等名胜古迹后,晚上由分管老干部工作的省委书记严佑民代表省委请吴老夫妇吃晚饭。严书记知道吴波是个生活一贯简朴的人,安排宴请的菜肴都是安徽特色菜,比较可口而简单。可第二天,吴老的秘书找到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裴玉川,交了20元钱,说是昨晚的晚餐钱。裴主任向领导请示,吴老执意要交饭钱,这事怎么办好?裴主任的领导说,绝不能收,要向吴老解释,这顿饭不是财政厅请的, 是严书记代表张劲夫第一书记和省委请的。裴主任向吴老说明情况后,吴老仍坚持要他把钱收下,上交省里。无奈,裴主任只好收下,把20元餐费上交财务。

随即安排吴老上黄山事宜,吴老提出要求说,一不准财政厅派人陪同,二不准派小汽车,要买长途汽车票或坐火车再换汽车走。这两条,弄得接待人员很为难。接待人员着急了,不遵照吴老的意见不好,照办了又太不近人情,安全也没有保障, 出了事怎么交待。搞接待的领导出面几次劝说, 吴老总算答应省财政厅里派一部面包车去黄山,但吴老又交待,厅长、处长不许陪同。没办法,他们只好安排预算处一名同志假装去徽州地区财政局出差,随车前往。这样,才算成行前往黄山疗养院。

从合肥到黄山的路上,吴波同司机闲聊,他问司机,现在的汽油多少钱一公升,合肥到黄山多少公里路?司机告诉了他价格和公里数。司机和随从秘书胡华庭以为吴老是随便问问,没想到黄山后,吴老向胡华庭交待:他算了一下,从合肥到黄山,油车费消耗得一百元钱,你从我工资中拿出一百元作油费交给安徽省有关同志,办不好这件事,你就别回北京!胡秘书将吴老夫妇安顿后,回京途经合肥时,遵照吴老交待把一百元油费交给了省办公厅。省办公厅的同志做不了主,请示领导怎么办,办公厅领导只好交待下面,不收吴老会不高兴,那就收下吧。回到北京的胡秘书,没有及时告诉吴老交费的事,而吴老却记着此事。他顺便让人给胡秘书带了条子,问胡秘书汽车费交了没有?胡秘书立即向他汇报,告诉他已交了。

 吴老在黄山疗养院期间,叮嘱有关人员,不许省财政厅和地区财政局派人看望,黄山管理局吕秋山局长给他送了一篮水果,他都谢绝收下。因吴老回京不再从合肥走,张劲夫从北京开会回合肥后,去黄山休息,顺便探望吴老。张劲夫私人掏钱请吴老夫妇吃一顿晚餐。一个月左右,吴老夫妇要结束疗养,先到芜湖再到宣城故乡看一下。黄山管理局吕局长要派车送吴老到芜湖,吴老又不同意,他提出坐长途汽车去,接待的同志只好让他乘长途汽车去芜湖。到芜湖,吴老又提出,不准安排高级宾馆,只好安排他住在芜湖普通宾馆。从芜湖到吴老老家宣城,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坐车。吴老提出,不准芜湖市委派车送他去宣城,乘火车去,只好安排吴老夫妇坐火车。到了吴老老家宣城,吴老又提出要求,也不准安排高档饭店,住一般旅馆,不准层层人员陪同,更不要领导陪同,只有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就行。芜湖和宣城的领导只好遵照吴老的意见办事,接待简单,吃饭简单,住也简朴。吴老的简单、简朴,让地方的同志虽然不适应,一时难以接受,但感到接待吴老省心、省力,也让人温馨和感动。

张劲夫在同人谈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吴老这样公私分明,何愁党风不正,何愁执政能力不强!

吴老自己省吃俭用,从不浪费一分钱。但只要知道哪里有需要资助的地方,就叫秘书去汇款。其实,吴老并不富裕。有一次吴老在书店看到了一部二十四史,很想买下来,但当时家里的钱不够,他自嘲地说真是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把钱攒够了买了回来。后来,吴老把看完的二十四史,捐到了延安图书馆。吴老攒钱买书,他却替同院的司机老蔡家交了几十年的水、电、房费。吴老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却从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吴老晚年耳朵不好,他儿子从外地退休回来后,给吴老花1万多块钱配一副助听器。秘书知道后要求拿到部里申请报销,吴老和儿子都坚决不让。

吴老平时很少批评人,但因为一个筛子问题却批评了李克柱。李克柱是解放初期财政部办公厅工作人员,吴老住的是平房,有一个取暖锅炉。一天,吴老见到没有烧尽的煤渣,便叫人买个筛子,以便将筛下的煤渣再次利用。李克柱没有去买,而从部机关拿来个筛子。吴老知道后把李克柱批评了一顿:“我还买不起个筛子,不要占公家便宜!”

在物资短缺时期,部里行政司为了给各司局搞点福利,经常分些比市场便宜的物品。每逢秘书给吴老送物品的时候,吴老就问:“这东西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么便宜?”于是坚决按市场价格交钱。秘书收到多交的钱,又无处去交,很是为难。机关的同志知道吴老拒绝“福利”这样的东西,但难免有地方的领导给国家机关提供点紧俏和便宜物品,每当给吴老分配福利,有关人员很为难,给秘书做通工作,瞒着吴老,把东西送到他家,而家人却要问个究竟,不清楚的东西又不收。几次,找个理由送到了吴老家,吴老看到后,总要问个明白,秘书如实告诉,吴老就按市场价,让秘书把钱付了。每次送给吴老的“福利”,都要付钱,行政司感到吴老反对搞此类特殊的“福利”,也渐渐减少了给干部搞“福利”的次数。而那个时期,其他单位都给机关干部搞“福利”,有的还很频繁,吃喝用等物品应有尽有。  

不给机关干部搞“福利”,大家会有意见,行政司很为难。有一年过春节前,一些物品供应紧张,市场上很难买到,其他单位都给大家搞了“福利”,行政司就办了一批“福利”,机关每人一份。当秘书悄悄地把物品送到吴老家,而吴老还是发现了,他问秘书,物品是哪里来的?秘书说,每人一份年货,是福利。吴老照例让秘书按市场价算了账,从他工资中拿出这份“福利”钱,让交给行政司。这个钱,行政司没法入账,只好又交吴老的秘书“想办法”,吴老的秘书很为难,就把这个钱给了吴老做饭的鞠奶奶,让她买菜用,并告诉鞠奶奶,千万不要告诉吴老。后来,秘书每当听说机关发福利,都很头痛,总是躲着不去领。

作为中央财政部长的吴波,没有出过国。他不是没有出国的机会,机会很多,却让给了别人。1982年组织曾安排他去美国访问,那时出一次国是很难得的事,时逢他准备要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他说自己不工作了,还是让要接任财政部长的王丙乾去吧!虽然众人一再劝说,他还是把发给他的服装费退了,没有去。后来他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又有一次人大组团出国考察,有他。吴老对有关人员说,他年龄大了,耳朵听力不好,眼患白内障,出去也听不到看不到什么,就让别人去吧。在他看来,自己年龄大,把机会让给别人,是实实在在的想法,而更主要的是,出国费用太高,国家不富裕,他舍不得花这笔钱,以致他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

吴老躲着“一窝蜂”出国等“凑热闹”的事情,是舍不得花公家的钱,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在收敛“享受”的事情,不喝酒,不抽烟,躲避所有的折腾钱和折腾别人的享乐,日常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吴老不是没有嗜好,他的嗜好却很高雅,那是国粹京剧。他平时喜欢听,也喜欢唱,还几次登台表演过呢。吴老说,对京剧的爱好,受益大了,不仅能修身养性,还会让人心胸坦荡。事实上,吴老从喜爱的京剧里,悟到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吴老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却经常给有困难的老战士、贫困人捐款,也多次给希望工程捐款。20世纪50年代初,吴波的老伴不在北京,每月发工资,吴老就请秘书帮他管钱。他的几任秘书都有一份记录了他要接济困难同志和亲朋的名单,秘书按吴老寄钱的名单地址逐个把钱寄出去。吴老的秘书曾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秘书的房租水电费都是吴老从他工资中支付。

直到他退休后,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吴老写信,他就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寄出去。几十年来,吴老很多次都给别人捐钱。他不愿给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有一次,吴老让秘书给一个有困难的老战士寄钱,寄的数额不小,占了他一月工资的一半,秘书寄完钱,同吴老闲聊,聊到了存款的事上。秘书问吴老,别人都给孩子们存钱的,您总要给孩子们存点钱啊,将来他们有困难,也好宽松一点。吴老说,他在延安时就确立了一生不留财产的愿望,不给孩子们留存款,不留遗产,这个不会变;孩子们有他们的能力和生活,他们靠劳动能养活自己。

吴老有个司机家在农村,困难时期他回了老家。有一天,他到财政部来找吴老。吴老当即接见,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一个小时。那人走后,吴老拿了个条子叮嘱秘书,给他寄去100元钱。他来北京是由于生活困难,请求帮助。后来听说,那位司机的老婆得知100元钱是丈夫向吴部长要的,她责怪丈夫,说他脸皮比城墙厚,怎想出来伸手向吴部长要钱!丈夫说,走投无路了才伸手;向谁要会给你?思来想去,只有吴部长会给……虽然他妻子责怪他,但他拿着吴老寄给他的100元钱,泪流满面,他不知道怎么感激吴老才好。他用这钱,应了急,给孩子看好了病。事后他说,吴老寄给他的钱,救了他孩子的命,是真正的救命钱。

吴老接济、帮助有困难的人,自己却过得很节俭。20世纪50年代有一年过春节,秘书送回家的工资就只剩下了6元钱。吴老的工资到哪里去了?帮助了有困难的人。工资常常绝大部分帮了别人,他的生活过得往往很紧张,水果基本吃不上,穿戴更不讲究了。

吴老平日着装朴素,不讲究穿戴,从部长办公室走出来,谁也看不出他是官。在家,他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个平常老人。在北京西四住平房的时候,需要一位烧锅炉的师傅,房管处在河北请了一位姓宋的老同志来工作。吴老对他也很好,在吴老家工作了3年多,后来他老家有事走了。有一次老宋来到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望吴老,吴老很高兴,中午留下老宋在家里吃饭。老宋先是不肯,后经吴老热情挽留,老宋还是留下来了。吃饭的时候吴老让老宋坐到自己旁边。当时老宋不敢坐,吴老说没关系,坐吧!我们都是平等的。老宋说,太让他感动了,真没想到他一个农村来城里打工的老头,部长也不嫌弃他不干净,让他在家里吃饭,还让他坐在身边。这件事对吴老来说是很平常的小事,可感动了老宋一辈子。

吴老的家里摆设极其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家具,甚至家里连台照相机也拿不出来。有一次,有人前去家中看望吴老,想与吴波老俩口合影,吴老欣然答应。可是,谁曾想到领导的家中居然没有照相机,他们不得不返回,拿上相机,吴老也并没有因为觉得麻烦而拒绝他们,最终留下了一张难得的合影。

吴老从不愿麻烦别人,就连理发也是如此。年岁大了,他也要上单位理发室来理发。秘书要让理发师来家里。可吴老不答应。他说理发师不是为他一人服务的,是为大家服务的。大家也拿他没办法。后来有一次,他来财政部理发,几个部领导知道后,专门停下会来看望他。吴老觉得耽误了他们的工作,这才在秘书的“鼓动”下,同意让人来家里给他理发。

1986年,吴波80大寿。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怀着对吴老的敬仰与热爱,想给吴老祝寿,让他高兴高兴。他建议由他和几位副部长每人拿几十元,凑份子给吴老过生日,祝寿。王丙乾亲自和吴老商量,吴老却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样吧,再过10年等到90岁时再说吧!”吴老这个主意一拿定,谁说都不行。到生日那一天,他怕大家还是要给他祝寿,早早就让老蔡开车到西郊去了。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

吴老不让老部下、老朋友给他祝寿,不是不欢迎他们来家做客,他实在是不愿意让大家破费钱财,浪费时间,更主要的是他不喜欢形成“请客”、“祝寿”这样一种风气。他早已树立做无产者的观念,在他看来,生活过得清清淡淡,同事来往朴素简单,才是“真”,这些“热闹”和礼节,都是多余的。

吴老退休后,财政部领导很关心吴老的生活,经常去看他,问他需要什么,或者提出给他改善生活条件的建议,他每次都拒绝了。王丙乾逢年过节去看望吴老,吴老总是那么和蔼,拉着他的手说:“人老了,什么事也不干,光吃不做,还给你们添麻烦。”那时他耳朵开始有点背,心静如水,只在家里看书读报,很少出门。王丙乾知道,他是不愿意麻烦人。

他那“人老了,什么事也不干,光吃不做,还给你们添麻烦”的话,吴老不仅对财政部领导说,还经常给秘书说。了解吴老的秘书知道,这不是吴老的客气话,而是表达他满足和感恩情怀的话。吴老是位知足,也是位富有感恩心的人。 

 

第十七章    财政部长拒礼是习惯 

     接触过吴波的人,没人不知道吴波和他的家人都是不收礼的,且不收礼是他铁的规矩,谁也不得破。无论是到吴波办公室谈事的,拜访的人,是朋友还是生人,见他都是“两手空空”,没有提礼品的人,连乡下的土特产也不例外,这是吴波长期以来“铁规矩”形成的习惯。他的十几任秘书,没见过谁给吴波送什么礼品,他家的工作人员,也没见过谁往吴波家里送礼品的,更没见过吴波从外面提过什么礼品回家。只要是送到吴波家的东西,那一定是机关干部人人享有的微薄福利,他也是自己掏过腰包的。在别人看来,礼品,好像跟吴波内心压根无缘。吴波是以周总理为榜样,他常说,做领导工作己不正何以正人!他是把收不收礼品,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看待的。

这是吴波走向一个彻底“无产者”的坚定操守,帮助他实现这个操守的,离不开有一个人的遵守与坚持。乃至吴波的事业中,离不开这个人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她陪伴他度过了延安艰苦与火热的年代,她陪他从延安来到了北京,她陪他度过了为共和国建功立业的数十年岁月,她陪他走过了晚年的金色时光。这个人就是文艺界老干部邸力。

邸力生于1914年,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她曾是富家闺秀,接受进步思想,摈弃地主家庭桎梏和封建买卖婚姻的枷锁,于1932年在北京参加“反帝大同盟剧联”,投入到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白色恐怖中,她在北京地下党领导下搞“学运”工作,在天津、上海等地为党组织做“交通员”,后与丈夫到“共产党地下机关”工作。1934年底,因机关被叛徒告密破坏,她与丈夫双双被捕入狱。邸力出狱后,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北上,19384月到延安鲁艺戏剧系,随后到晋察冀剧社、华北联大文工团等处工作。

吴波那时是单身汉,邸力在丈夫去世后也是单身,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成立了新的家庭。吴波和邸力约定,要勤奋工作,把自己一切交给党,交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他们在延安战斗岁月里,吴波做财政经济工作,邸力做战地文艺工作。两个人偶尔相见,都是互相鼓励。

邸力活跃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舞台上。她参加新秧歌与革命戏剧的演出活动,在歌剧《白毛女》的首演中成功饰演了善良、纯朴的王大婶,随后又参加了《周子山》、《粮食》等剧的演出,开创了中国革命戏剧的新纪元,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吴波也出色地工作着。他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来到了北京,吴波被安排到财政部,邸力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吴波给秘书也作了严格规定,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情况下,无论是什么礼品,是送到单位的还是送到家里的,一律不得收受。吴波身边工作人员明白,他的要求,不是说说而已,那是谁也不许违犯的铁的纪律。

这条铁的纪律自从吴波到延安时就有了,到财政部更是成了他和家人不可逾越的防线。这样的清规戒律时间一长,基层的、部委的,无不知道吴部长的“规矩”,因而无论是找他谈工作、办事,都不准带着礼品来。他时时要求秘书和司机等身边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拒礼规矩,并要求他们做送礼人的“挡箭牌”。自己不收,绝不让家人和工作人员收,渐渐没人给吴波送礼了。吴波先后使用11位秘书,近十位司机等工作人员,没有一人破这个铁的纪律。

日常最让来人难办的事,是吴波在单位不收礼品,而提到吴家什么东西,出门还得从吴家提回来。不管是什么理由,也不管是谁,什么礼品都送不进吴波的家门。送礼一律不收。因为吴老和老伴认为,不收礼是常识,也是自然习惯。

有一次,地方一位新上任的财政厅长到财政部汇报工作,给吴波捎了几箱苹果。这位厅长听说吴波拒礼,但他压根也想不到连土特产品也拒收。苹果拉到了财政部门口,秘书坚决不收,他感到很没“面子”,他同吴波谈完工作后,有点央求的口气请吴老发话,让秘书把几箱苹果收下。吴老说,你们提出省里几个项目经费的困难,有理有据,一定解决;但他有谁也不能破的规矩——苹果一箱也不能收。厅长几乎发急地对吴波说,苹果已经拉到部门口,况且是几千里地上运来的,您总不能让再运回去吧?!吴老说,对不起啊,不收礼的规矩破不得呀。这位厅长没办法,只好让工作人员把送不进财政部的苹果,送给了在京退休的老红军。从这以后,这位厅长凡来拜访吴老,再也不带东西了。

吴波下基层,吃住行一律从简,不要多余的人陪,不住豪华间,不吃高级宴席,不坐高级专车,与大家坐面包车,时间一长,地方和基层同志都以他的要求安排,该简朴的一切简朴。可有一件事,地方和基层的同志一直有点犯难,临走给部长一行带点啥礼品好呢?而吴老向秘书有明确交待,不准收地方和基层同志送的任何礼品,土特产也不行!这样,每到一地,他的秘书都要给各级领导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地方和基层的同志哪能听得进去,感到吴老和财政部的同志好不容易来一趟,给带点地方的土特产,不算过分。于是,许多次回京上车前,地方的同志执意给他和工作人员带上礼品,吴老当即拦下,还常常让地方的同志下不了台。有许多次,地方的同志趁他和秘书不注意,给他带上了礼品或土特产,他知道后只好把礼品或土特产收下,同秘书的礼品一道,按价格让秘书把钱转交给地方的同志。

财政系统和熟悉吴波的人,很早就知道吴老拒礼,而且不管是值钱或不值钱的东西,他是一律不收。许多人感到,空着手进部长办公室,说得过去,而空着手去部长家,情面难为。于是,有些来人虽然不提贵重礼品,心想提点土特产总不会让提回来吧?在吴老家,提什么大都是怎么提进家的,出门时再怎么提走。实在拒不掉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水果,死活让客人再提走,有点不近人情,吴老和邸力就按市场价格,付了钱才收下。不管吴老在不在家,上门的礼,邸力什么也不收。有一次,有位吴老的老部下子女,提着贵重水果来看吴老,吴老夫妇都不在家。他们知道吴老从来不收礼品,就想法儿打听到吴老夫妇不在家时候,到吴老家,把水果放在家里就要走。吴老家做饭的大妈,死活让他们把礼品带走,他们怎么也不拿。大妈拗不过他们,问了他们的姓名,只好把礼品暂时收下了。吴老夫妇回来,听说了此事,也问清楚了送礼品的是谁,便让秘书把礼品给老部下的子女还了回去。像这样不收礼、退礼的事情多了,上门的人知道提礼品是自找麻烦,谁再来吴老家也不敢提东西了。

吴波不接受豪华宴请,不光是出差到地方,就是在北京,他一律拒绝。地方领导每当到北京办事,希望请吴老吃顿饭,吴老一般安排办公室谈事,到吃饭的时间,留他们吃机关食堂的饭。地方的同志实在要请,又推脱不掉,他若要参加,必定不让上海参、鲍鱼、鱼翅、龙虾等高档菜,更不喝高档酒,还要嘱咐一番,“简单点,千万别浪费啊!”有时,他参加宴请时虽然提出了要求,但请客的领导还是上了高档菜肴,不好让人家在饭桌上下不了台,他不吃,但让秘书从自己工资里把自己那份菜钱付了。这样时间一长,机关和地方的同志都对吴老的清规戒律不敢马虎,请吴老吃饭必定是简简单单的。简单吃饭,虽然请客的人,还有陪客的人不习惯,甚至还吃不好,可吴老却很高兴。当部长,理应有部长的小灶待遇,而吴老却自带碗筷,同机关同志一起排队,在机关食堂打饭吃。有一次,财政部总务处的同志问吴老,您年龄大了,食堂的饭菜有时做得粗糙,也不合胃口,给您单独做点吧?吴老说,跟大家一样吃吧,跟大家一起吃饭还能经常见面,也能说说话,这样亲切。

吴老拒绝宴请、礼品,也影响着老伴。邸力也坚守清廉与朴素、平静,从而也使她内心走向更高贵,也使她的艺术修养步入了新的辉煌和高度。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到北影演员科任演员,邸力参加了影片《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结婚》、《女儿亲事》、《祝福》等大量影片的拍摄。又先后在影片《林家铺子》、《少年彭德怀》、《老乡》、《人鬼情》中担任角色,她以丰富的生活底蕴和精湛的表演技巧,为观众留下了难忘的银幕、银屏形象。她先后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电影表演创作奖、电影教育“金烛奖”等荣誉。

1955年她被调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她不以部长夫人自居,也不以延安走出的老革命自居,以朴素、平静的心,不以官欲、物欲、钱欲动心,潜心教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演艺人才。

“文革”10年,她因被江青点了名,划入了文艺黑线,成为专政对象,立专案审查,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她坚毅地挺着,打倒“四人帮”后,仍从事艺术事业。

无数次重大的政治坎坷与生活磨难,没有使她失去对信仰的追求,她努力为国家做事,也坚守做一个好党员。从50年代始,直到她退休,她长期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援助系里生活困难的教师。1984年离休后,她又把自己长期积存的仅有的一万元存款捐赠表演系建立“电影表演教育奖励基金”,并把几百册业务存书赠送系资料室供教学使用。

邸力在家也拒收礼品,吴波在“外面”拒收礼品。这样,吴老家就没有任何礼品进门,身边人员难免也有一些微词。吴波说,别人怎么做,我们管不了,我们还是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家人吧。邸力理解尊重吴波的坚守,她也不被社会的“人情风”、“送礼风”、“送礼不怪风”影响,同吴波一样,拒绝任何非亲的人送礼。

谈到邸力妈妈,吴威立说,在家庭拒收礼上,邸力妈妈替爸爸守住了“后院”。没有邸力妈妈清廉、坚守,爸爸要做到拒礼是很难的。

吴威立对邸力妈妈的评价,是赞美。事实确是如此,没有邸力的拒礼,就不可能有吴波的彻底清廉。而要做到拒收礼品,是要有坚强意志的,尤其做到对本来买不起、稀有珍贵和很喜欢的礼品拒收,那是很难的。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感受最深,有些客人送来市场上少有的水果,很新鲜,有钱也买不到,谁看到不想吃?要不收,几乎有种忍痛割爱的感觉。如果收下了,全家人有了口福,连秘书和工作人员也沾光,能吃上“新鲜”,可吴老和邸力却面对什么样好东西都拒之门外,毫不可惜,也毫不留情面。  

摘自宁新路长篇散文:《来去无尘-----一位财政部长的生前事》(近日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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