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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共和国财政》征文——
琐事感悟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财政和市场交互作用,深刻影响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家乡沂蒙地区的一段往事,虽然没有在波澜壮阔的新中国财政史上留下痕迹,却让我对财政的地位和市场的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1979年,国家打破“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同时对农贸市场管制有所放松。“投机倒把”罪名虽然写在了“79刑法”中,但纯粹的市场经营活动中已不多见。镇里有几位头脑灵活的小伙子,听说南京、杭州一带市场上的水果、蔬菜价格较贵,而家乡的菜果又卖不出去,存在价格落差和信息不对称,于是秋收后便结伙南下考察了。他们对考察的结果秘而不宣,却马上组织供货。自然,南下的货物是只赚不赔的。几趟下来,这几户人家都小赚了一笔,有的购置了当时流行的大金鹿牌自行车,有的还买了颇为“拉风”的摩托车,整天吃酒捞肉,让别人心生羡慕。可好日子不长远,毕竟是季节性的,过了秋收季节后,货源就断了。

  在市场机制下,追求利益的经济动力使尝到甜头的人们不会轻易罢手,机会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位叫王泰的年轻人,在扬州时遇见几个山东临沂兰陵县(原苍山县)的乡党骑着摩托车贩鹅,经向当地人了解,得知扬州那一带人家中,大凡有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接待亲朋,桌上总不能少了一只大肥鹅。在杭州时,王泰又看到有人开了一辆“天目山”牌农用三轮车,他认真观察咨询了一番。回到家,王泰心里打起了算盘。

  1980年早春时光,水塘边上的柳树刚冒出鹅黄色的嫩芽,生产队的社员们在地头等着队长派活,王泰却开着一辆崭新的农用三轮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人群立刻沸腾了,男女老少呼啦一下子围了上去。虽说街头上的人大都见过一些世面,可这种三轮车却是第一次见到。大家禁不住啧啧称奇,歆羡不已。队长也顾不上安排农活儿,让王泰驾车演练了一圈。当时车子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原来是没有倒挡。而且车轮还是像自行车一样细辐条式的。就是这样一辆配置简陋的三轮车,价格却要2700多元,这着实让大伙吃了一惊。要知道,当时生产队的壮劳力干一天农活才只能挣5毛钱。大伙儿新鲜三轮车的同时,还知道了王泰准备做收购鸭鹅的行当。

  靠近水塘、河边的住家一般都有养鸭鹅的生活习俗。时不时有骑自行车收购鸭鹅的人,收来的货大多卖到兰陵那边。货源自然是充足而且价格低廉的。

  王泰在三轮车上焊了一个三层大铁架子,加上车厢一共四层。下三层载满关活鸭鹅的笼子,最上层给押车人躺着休息。鸭鹅不卖给兰陵人,而是用三轮车拉着直接贩往南方。从位于鲁东南的沂蒙地区到江苏南京、扬州,东路走京杭大运河的大堤,西路穿过洪泽湖畔,往来三天驰奔一千五百余里路。一趟下来,除去成本大约能净挣1000多元。这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年的薪水。很快,这“一桶金”的秘密被押车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于是,村里开始有人骑自行车,拉着收购来的鸭鹅到国道上搭顺风车辗转去扬州。慢慢的,路上跑的三轮车多了起来。

  从1980年到1982年,村里添了三十多辆车。1982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到户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农作技术的发展,让粮油农作物产量大幅提升,农民渐渐有了积蓄,渴望通过辛勤劳动进一步过上温饱乃至幸福的小康生活。更多的人开始操持起贩鸭鹅的生意,对三轮车的需求迅速增加。到1987年,仅村里大约就有150多辆车,算上周边村庄大概达到200多辆,从业人员多达400余名。贩户们驾车收购鸭鹅,往东跑到青岛胶东沿海诸多市县,往北至河北黄骅,往西到菏泽、聊城一带,广袤的齐鲁大地上散满了他们的足迹。不过,由于农用三轮车原本是低速车,加上焊接的架子,跑长途路充满了各种不安全因素——京杭大运河里时常漂游着因车毁而跑散的鸭鹅。李白诗曰“烟花三月下扬州”,乡人是“不分寒暑下扬州”,个中辛酸自不待言。

  彼时,农用三轮车制造业也在突飞猛进发展,被媒体称为农民的“致富车”。镇里开设了两家三轮车经销店,从最开始远赴浙江安吉购进“天目山”牌三轮车,后来从安徽宁国购进“甲路”,从宣城购进“三环”“飞彩”,从南京购进“金娃”。即便这么多品牌,往山东运送的车辆也是供不应求,于是镇里的两家经销商在各大三轮车生产厂家派驻了贸易代表争抢车源。两家经销商的售车范围不仅覆盖了鲁中和鲁东的潍坊、泰安、淄博、日照等地,甚至苏北的淮阴、淮安等地也到此购车,使小镇一时间成为山东、苏北的农用三轮车集散中心。

  三轮车科技含量不高,山东本地就有很多生产其核心部件柴油发动机的厂家。而且,国家对农用三轮车出台了增值税减免的优惠政策。在财政政策激励和市场利润驱动下,一些底子雄厚、技术成熟的国营企业看到了商机,也开始进入农用车市场,比如毗邻潍柴的潍坊“巨力”、日照五莲的“五征”、聊城高唐的“时风”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山东几乎每个地市都有一个三轮车品牌,并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随着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在交易方式上从之前的“先付款后提车”转变为现车交易,各大厂家在小镇都派有销售代表,操着南北不同口音方言的人充斥在饭店、旅馆、车站中。不过好景不长,1990年代后期,三轮车市场渐趋饱和,销量快速下降。山东多家地方生产厂家都因转型升级不够及时而被迫退出市场。镇里的两家经销商也只剩下一家,另一家转向了房地产。

  如今,随着养殖业的发展和物流的发达,家禽肉类基本不需要如此初级的交通工具进行远距离输送。当年曾从事贩鹅生意的人回忆起过往,总会提起镇里现在仍然经营红火的咸水鹅——这是当年一户贩鸭鹅人特意从南京、扬州请了两位厨师经营起来的,三十多年来地道的宁扬口味浓香依旧,仿佛映射着从扬州宝应到江都那百余里大运河堤岸上浩浩荡荡奔跑的三轮车队影子,蕴蓄着那段含辛茹苦却也振奋人心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在回味往事中,我看到了财政和市场真实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体会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家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在幸福美好的伟大时代,我们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奋勇拼搏,立足财政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骁男  社会保障司综合处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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