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邓子恢逝世之后，董必武同志曾手书悼诗：

　　崛起闽西有俊声，敢挑重担任批评。忠于革命忠于党，应是毛公好学生。

　　这首诗寄托着董老对亲密战友的无比深情，也是对我爸爸的评价。每当读到这首诗，就使我想起爸爸战斗而又多难的一生。

崛起闽西  转战中原

　　父亲老家在福建龙岩东肖，地处闽西山区。我祖父是个中医，由于地主豪绅欺凌，后来出走广东，客死他乡。父亲目睹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对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和灾难，有极深的体会。

　　中学毕业后，爸爸曾东渡日本留学，后因病中途辍学。归国后，他寻求革命真理，创办《岩声》报，抨击黑暗统治，1926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了江西崇义县“五一”暴动；1928年初，又参加领导龙岩县（今龙岩市）后田农民暴动；同年7月，参加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工作，开展闽西游击战争。

　　那时敌强我弱，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匪武装，经常下乡“清剿”，爸爸有一次回家后，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武装从前门入，爸爸则从后门离开，在群众的掩护下转移上山。在残酷的斗争中，有人劝爸爸去避一避风头，但爸爸总是笑笑说：“穷人要翻身，反动派要打倒，哪有不死人的！”

　　我那时只有几岁，但也经常随着大人东逃西躲。从1929年到1931年，家里房子三次被烧，我们母子没有歇脚之地。敌人的猖狂只能加深爸爸的仇恨，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1929年初，父亲接任闽西特委书记。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二次进入闽西。23日傍晚，父亲在龙门圩见到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汇报了闽西工作情况。从此，爸爸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闽西共同战斗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道路的精辟分析，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方针和路线，以及用兵如神的指挥才能，使爸爸很佩服。据说，他们工作之余，经常漫步在枫树林里或者小溪畔，研讨革命问题。董老的诗句：“应是毛公好学生”，正是父亲和毛泽东同志战斗情谊的概括。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爸爸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爸爸在福建沿海白区领导地下斗争，直到第二年7月才到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爸爸奉命留下来坚持斗争。他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返回闽西根据地，和张鼎丞等同志会合，开始了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9年，我和叔叔、叔伯弟弟三人一起去参加新四军。我们到达皖南时，爸爸已随叶挺军长到江北整编四支队去了。以后，他就留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又任淮北区党委书记。“皖南事变”中，我和叔伯弟弟邓复生不幸落入敌手。不久，复生牺牲在上饶集中营转移途中的福建崇安赤石镇。我在上饶集中营被关押了几个月，后虽逃出敌营，但长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6年冬，我辗转来到上海，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同年底到达山东临沂独树头村，见到了久别的爸爸。这时，正值蒋介石对我华东解放军重点进攻。爸爸同陈毅等同志率新四军战略转移至山东。当爸爸知道我在向党组织写脱党期间的报告时，他严肃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再三教育我对党组织要绝对忠诚老实，要实事求是地把情况写清楚。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爸爸对敌人无比仇恨，斗争坚决，从不退让，对人民群众充满着阶级的深情，甘为人民作马牛。我听妈妈讲过一件事。那是1960年的困难时期，爸爸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栩栩如生的塑像，再现旧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爸爸迈着沉重的步子，一边参观一边对儿女们讲解。当他来到那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的塑像旁边时，默默地站住了，淌下两行热泪，久久没有说话——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爸爸对妈妈说：“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侮他们。”他常称自己是“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凡涉及到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爸爸也并没有因为战事繁忙而忘掉群众。每当战斗间隙，他总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在山东解放区，那时战事频繁，驻地时时变更，我经常看到他与驻地房东老乡谈心，宣传党的政策和了解村中的各种情况。部队宿营，他都要亲自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情况，不准有丝毫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1953年，爸爸调中央农村工作部任部长。他在农村工作部的十年间，带领工作组走遍了祖国大部分省、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北京，他也不放松调查研究。爸爸经常与家乡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家乡的群众和干部来京开会，都要来看望爸爸。家里经常是门庭若市。对人民群众，爸爸尽量亲自接待。他经常告诉家里人，这也是向群众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1961年他身患黄疸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组织上安排他去海南榆林治疗、休养。这时候，国家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闽西家乡许多干部群众给爸爸和张鼎丞同志写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这年春天，他和张鼎丞同志率领一个工作组，带病经漳州返回龙岩，深入到东肖、湖邦、曹溪、小池等地进行了二十余天的调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干部和群众。有一天，他和张鼎丞同志在龙岩街上理发，刚理了一半，群众闻讯，都围到了理发店门口。他俩等不及理完发，就赶紧走上大街，接见了群众，还发表了即兴演说。群众都高兴地说：他们虽然住在北京，却和我们老区群众心连着心。

　　在龙岩的调查中，他发现了农村经济工作的许多弊病，农村食堂也弊多利少。爸爸从龙岩回来，心情十分沉重。我刚好到北京开会。爸爸整夜和我谈家乡人民的情况，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还提议叫我考虑，是否可以回家乡去搞农村工作。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我未能去成。

　　爸爸非常重视群众的创造精神，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1962年前后，安徽等省出现了生产责任制，或者叫“责任田”。爸爸去作了调查研究，认为生产责任制很好，并准备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在农村普遍推广。有的好心人曾劝他说：中央对此还有不同意见，最好等中央态度明确后再说。爸爸说：“不能等，应当向中央明确地提出意见。”“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那还是共产党员？！”

　　现在，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重温爸爸这些发自肺腑的声音，我常常泪湿衣襟。

忍辱负重 赤胆忠心

　　每当读到爸爸生前战友回忆他秉公无私的文章时，我的心头就十分不平静。爸爸一生不仅与敌人作残酷无情的战斗，而且还要像鲁迅先生说的“横着站”，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我算了算，从爸爸1926年入党到1972年逝世的四十余年中，他竟受到五次大的错误批判，几次被撤职、降职、靠边、下放，备受精神折磨。但正如一句俗话说的：当蜡烛向下斜的时候，火焰却一个劲地往上伸。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革命的火焰也从未在爸爸胸中熄灭。他忍辱负重，忠心赤胆，顾全大局，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1930年，爸爸在闽西任特委书记，兼红十二军政委、闽西苏维埃主席。他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这年6月，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命令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十二军冒险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广东东江地区出击。爸爸不同意这样做，被扣上“新右倾”的帽子，受到排斥打击，被解除了红十二军政委、闽西特委书记等职务。

　　1932年，爸爸在中央苏区任财政部长。他一到职，就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统一苏区财政，统一会计制度，建立国库制度，还主持训练财会人员的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支援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但当时的苏区经济根底很薄弱，又是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之中，加上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苏区财源枯竭，货币贬值，财政赤字日益严重。1933年，党中央迁到苏区，进一步推行极左路线，完全排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同时对爸爸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扣上“一贯机会主义”的帽子，公开点名批判，并降职为副部长。但爸爸以革命大局为重，继续任劳任怨地搞苏区经济的财源开发工作，一直坚持到瑞金被敌人攻陷，主力红军长征。

　　1955年浙江省的农业合作化出了一些偏差。中央这时也发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进行整顿”的指示，毛主席提出“停、缩、发”的方针。爸爸在农村工作部，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浙江合作社要适当收缩的意见，拟定了给浙江省委的建议电文，经中央同意发出。这时，爸爸刚好要出国访问，由浙江省委具体执行这一方针。这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也符合实际情况的。不料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对爸爸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不仅在政治上说他是“右倾顽症”，说他是“小脚女人”，而且说“在组织上也是背着中央的”。对这些批评，农村工作部的同志思想不通，爸爸自己向中央作了检讨，承担了全部责任，同时，仍然坦率地向中央陈述了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这个时期，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每星期六都回到家里。从部分同志口中，我了解到一些情况。但爸爸从来没有同我们流露过不满的话，只是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在房间看书、读报、阅读文件，研究农村工作情况，直到深夜。

　　1957年，爸爸生了一场病，身体明显地差下去了，但他却没有倒下去。他不顾年老体弱，依旧风尘仆仆到各地去调查，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农民谋一点福利。从1958年下半年起，他根据自己长期工作的实际经验，编写了一本《农村会计课本》，希望能提高农村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1961年，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出了稳定生产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一系列意见。

　　今天，这些话也许是十分普通了。可是在二十年前，仅仅提出责任制、自主权这些“词汇”，就会招来横祸。果然不出一些同志所料，1962年，在所谓“反右倾”的风暴中，爸爸又一次受到批判。连他领导下的农村工作部也被说成“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连同他这个部长，一起被撤销了。

　　十年动乱中，父亲所受迫害，更是一言难尽。家被抄了，人也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幸亏周总理出面保护，他才回到家里，但继而被赶到广西乡下。当时他已年过七旬，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万分担忧。可是爸爸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闲着，经常到生产队访问社员、干部，还专心研究县社五小工业的现状和前途，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1970年，爸爸身体更差了，经常发烧，骨瘦如柴，连护士打针都困难了。妈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病情，周总理立即派飞机把爸爸接回北京，送进了北京医院进行治疗。得到爸爸病重返回北京的消息时，我还没有被“解放”，急忙请了假，从四川赶到北京。这时正是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的前夕，爸爸在医院里，病体沉重，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躺着闭目养神。爸爸问起我的情况，我满腔悲愤，向他倾诉，但又不敢说得太深，怕他心中难受。爸爸听完了我的申述，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缓慢而深沉地说：“毅生，别难过，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是爸爸对我说的最后的话。而后来的历史证明爸爸说得很对。“九一三”事件传达后，爸爸十分高兴，参加了中央会议，还在病床上写了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

　　1972年12月10日，爸爸与世长辞了。当时，我不在爸爸身边，听妈妈说，父亲在那最后的日子里常常喊着：“红四军来了，快去！快去！毛主席在等着我们哪！”

　　历史早已为爸爸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党中央也已将爸爸的冤案彻底平反。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新貌，爸爸一生所关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身在九泉，也会含笑瞑目的吧！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8日 作者：邓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