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财政部是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一面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一面开始筹组新政府。华北原来的各级机构在新中国政府的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财政部的雏形就形成于这一时期。我最早在冀中财政厅从事财政工作，有幸亲历了这一段历史。

一、在华北初涉财政工作

　　1925年6月26日，我出生在河北蠡县北宗村。蠡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南部，京津石三角腹地。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保定等大城市相继陷落，冀中平原成了敌占区。国民党军队溃退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在这里开辟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受到广大河北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参加革命，那年我13岁。此前一直在家乡上学，先是在本村读私塾，由本家三爷教我。后来上了村里的小学，以后到蠡县上高级小学，上了一年多，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在日寇的轰炸下，学校被迫解散了。

　　1938年，八路军120师来到我村，因为我字写得好，三纵队的一个队长看中了我，但因年龄太小，就让留在县里。我们一起出去了七八个人，有的去了妇救会，有的去了青救会。当时蠡县县委办干部培训班，招我去当勤务员，也就是端茶送水，后来就留在蠡县县委机关，继续当勤务员，再后来就做刻字员。 

　　当时能够为抗日工作，是很兴奋的。我非常努力地学习写仿宋字，练习刻写蜡纸的技术。当时蜡纸、纸张都非常紧张，为了不浪费，都要特别仔细。在工作中，我自己还摸索出不少刻写技术。其间养成的细致工作习惯，对我日后从事财政工作帮助很大。

　　刻写工作也让我进步很快。它不仅能让我先学习到党的文件，而且还能逐字阅读，既掌握了学习方法，又提高了政治觉悟。记得刚开始刻字的时候，刻一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文章，我对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意思还不清楚，随着刻文件看文件的逐步增多，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干劲十足，斗志昂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不仅印机关文件，还编印了不少文化读物。中共冀中区党委还发起了“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最后选编了四册《冀中一日》，新中国成立后还正式出版过。可惜我们印刷用的纸也是根据地试制的麦秆纸，经不起潮湿，保留下来的很少。

　　194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被安排到冀中九分区地委机关工作，最初也是做刻字员，其间还做过收发工作。著名的抗日小说《敌后武工队》就是以我们冀中九分区的抗日战斗事迹写成的，读这本书感觉特别亲切。我也亲身参与了一场伏击战，当时我们九分区的供给部部长让日本人抓去了，说是要从某条道路押送，九分区就派手枪队去营救，书记让我也跟着去。我们在道路旁埋伏，准备打个伏击战。不料，敌人却走了另外一条路。

　　环境越是艰苦，我们的斗争意志越是坚强，学习也更加刻苦。因为肯钻研，我一度被安排到材料室做研究人员，做了一段研究和写文件的工作。后又调到冀中九分区白洋县委任秘书，就在白洋淀一带。因为敌情复杂，我们经常转移。这个村住几天，那个村住几天。敌人来了，我们有时躲在鸡窝下面的地道里，有时躲在夹壁墙里。在老百姓的保护下，每次都化险为夷。有时候敌人来扫荡，我们就跑到他们据点去。在抗战后期，敌人更加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特别是1942年冈村宁次发起的“五一”大扫荡十分残酷。当时冀中炮楼成林，公路成网，人说是“出门登公路，抬头见炮楼”。我们当时就住在船上，躲进芦苇荡里。芦苇荡里的水很深，沟汊多，日本鬼子进不去。我们的船也小，每条船只能住两三个人。在船上坚持了很长时间，吃喝都在船上，我们虽不是雁翎队，但生活和雁翎队也差不多。那时有些县委坚持不下去就撤到路西的太行山区，而我们一直在冀中坚持。分散的时候，我们带了一部电台，由于消息闭塞，得不到外界的信息，大家想办法收听延安广播，再由我负责编辑刻印成小报，发送到九分区十几个县，很受欢迎。由于日军的扫荡，我们只好坚持边躲、边跑、边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当时大家很兴奋，以为要和平了，没有想到内战又起。我最初在冀中九分区做了一段审计工作，1946年5月被组织调到冀中行署审计委员会，任审计干事。行署设在河北省河间县，当时冀中行署党委书记是林铁同志，行署主任是罗玉川同志，军区司令员是孙毅同志，他们3人是冀中行署的主要领导，也是审计委员会的领导。审计委员会配备1名秘书、2名干事。审计委员会的干部生活一度由军区管，给我们发了军装，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来改由行署财政厅管，那时的厅长叫宋景义。

　　此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解放区正在做长期斗争的准备，工作很紧张。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文件中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力戒浪费。”根据中央指示，审计制度更加全面细致。当时的审计工作包括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学校、部队的会计账簿、表格、单据等财会制度的建立情况，经费、粮秣、被服、生产自给等收支预算的审定和决算的核销情况；各级银行、贸易公司、公营企业的财务情况；粮食、税收、罚款、没收等一切收入的归公情况；各种税率的执行情况。不仅要了解和掌握财经供给力量、人民的负担量、财政供养人口数，还要了解贪污浪费及生产节约等情况。当时对边区、行署、县三级审计机构设置以及审计的范围、职权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

　　在审计委员会，我主要负责编预算，编好后还要到晋察冀边区汇报，主要是向吴波同志汇报。吴波同志当时是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他总夸奖我们预算编得好。后来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了联合财政厅。有一次预算由行署通过了，领导让我骑自行车直接送到联合财政厅去。为了让我在路上能保护自己，给了我支枪。当时行署每年要编一本预算，但一不给钱，二不给粮，只是批准而已。各行署也都是自行筹款筹粮，边区也没有钱补。后来吴波同志看我预算编得好，边区也正好缺人，就把我调到边区财政厅。我记得是坐着大马车过去的。到了边区财政厅，我的工作还是编预算。

　　边区预算很简单，我们称为“概算”。概算收入主要有农业税、工商税、罚没收入、公产收入、缴获收入和机关生产收入。在解放战争时期，农业税大约占边区概算总收入的75％~80％，工商税占19％~24％。缴获收入主要是在战争中从敌人手上缴获的枪炮、弹药等，概算中没有列具体数字。机关生产主要用于补助供给标准不足的部分，没有具体列入概算。概算支出主要有军费、行政费、建设费、文教费、社会救济费等，其中军费占到80％左右，其他合计占到20％。当时我们概算收支可以说基本接近平衡，赤字不大，约占到概算的10％~25％。虽然战争频繁，情况多变，但是概算编制中，军政人员的编制和供给标准都有具体规定，而且上下一致，计算起来比较方便。预算收入方面的编制和执行都不容易，当时取之于民的事不少，人民负担也是比较重的，我们不能忘记，是人民支持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我们党始终重视财经工作，在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财政管理经验也不断积累和丰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办财政，不断完善各项财政政策和制度，财政工作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时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税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我们新中国的财政事业就是在根据地财政中孕育成长的。

二、华北财政部的成立和发展

　　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条战线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1947年1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了华北重镇石家庄。石家庄的解放不仅使我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区连成一片，而且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接收和管理石家庄为此后我们进行城市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石家庄解放后，党中央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大体包括当时的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平原五省及北平、天津二市。华北地区各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就在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华北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驻西柏坡，西柏坡从此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华北解放区在中央工委的领导下，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

　　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边区政府合并后，组成了华北人民政府。当时组建华北人民政府的目的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探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的一家电影院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98人，代表华北五省二市4500万人民。大会总结了华北解放区两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施政方针和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董必武同志为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同志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即日起，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撤销。华北人民政府当时并没有在石家庄办公，而是设在平山县的王子村，这里离西柏坡和石家庄都很近。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秘书厅、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公营企业部、交通部、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劳动局、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华北人民法院、华北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等正规化的政府机构。

　　当时中央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就是为了探索出一条在全国执政的经验之路。事实上，仅存在一年多的华北人民政府为我们从分散的地方根据地政权转向全国政权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尝试和努力，此后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由于华北人民政府是在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组织机构与人员配备多以两大边区政府的原有机构、人员为基础。1948年11月，我被组织安排到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审计处任副科长，当时部长是戎子和同志，副部长是吴波同志。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实际上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雏形。

　　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北财委），具体领导和管理各项经济工作。主任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同志兼任，副主任有薄一波（兼）、黄敬同志，委员有曾山、贾拓夫、姚依林、南汉宸、戎子和、杨秀峰、宋劭文、武竞天、赵尔陆同志。最初秘书长是方毅同志，但方毅同志没有到任，后改为宋劭文同志。华北财委成立后，中央决定委托华北财委统一领导华北、华东、西北的财政金融、贸易、交通等各项经济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积极发展生产，为解放整个华北地区而奋斗。并继续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以保障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在财经方面的主要工作有：

　　1.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种生产建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领导华北人民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努力发展工商业，使工商业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国营工商企业，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组织供销合作社；保护自由贸易，正确管理；编制华北经济建设计划，以国营经济做领导，以便把华北的整个国民经济，逐渐推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

　　2.改革税制，整顿税收，力求不再加重人民的负担

　　首先，为适应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新形势，颁布了新农业税则，废除农业统一累进税，实行扣除免税点后按常年应产量的比例征收制。其次，在城市税方面，将原来的52种税减少为20种。将商业税与所得税合并，统一货物税税目和税率，方便各种货物畅通。为发展工业，规定工业减征10%~40%，使工业税负轻于商业。为奖励合作社经济，合作社完全免税。

　　3.统一货币，发行人民币

　　华北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统一货币，发行人民币。当时各解放区发行的有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西北农民币、陕甘宁流通券、东北币、长城币、内蒙古银行币等八种货币。有六种比价，北海币和冀南币的比价是1∶1，与晋察冀币的比价是1∶10，与西北币的比价是1∶20，很容易发生混乱和影响金融。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决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所有发行货币及对外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担，并任命南汉宸同志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发行了第一套第一批人民币——伍拾元券、贰拾元券、壹拾元券三种面值。

　　4.初步统一财经

　　华北财委和财政部，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实际代行统一制定全国财经方针、政策，统一管理除东北以外的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中共中央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华北人民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4300万人）和西北（有人口700万人）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指出：为统一全区财政税收政策，适应目前战争形势要求，在财政困难及制度不统一的情形下，加强财政工作之集中统一，使一切力量用于战争，使一切制度完全一致，粮食（税）收支调度更有计划，战争供应更加及时。因之，全区财务行政方针，执行集中统一制。

　　华北人民政府在财经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完成了平津、徐州、晋中、察绥四个战役的支前任务，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支援其他地区的作战。华北财政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财政部的成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本文选自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