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回顾来时路，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事件，犹如历史地图上一个个重要的坐标，清晰地勾勒出党领导下财政工作的印迹。本文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1949年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

　　1949年财经工作面临的严峻问题

　　1949年1月底，随着三大战役的先后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伴随而来的，是当时财经工作面临的两个严峻问题：一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是严峻的财政赤字。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49年4月和7月平津地区先后发生两次大规模物价飞涨。人民币自1948年12月发行以来，受战争等各种因素影响，发行额呈几何级数增长。中央财政收入支出差距不断扩大，财政赤字问题日益严峻。中央迫切需要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办法。

　　从上海的情况来看，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6月下旬，一个月内先后发生银元、粮食、纱布、煤炭等多个领域投机风潮。1949年7月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上海煤粮两荒严重、难开厂、税收少、开支大等情况。到了7月中旬，上海的物价再次波动，大米价格一个月间上涨近六倍之多。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陈云传》中提到，“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党中央意识到上海的生产生活及物价问题十分严峻，解决上海的问题对扭转全国财经形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应对措施，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新中国成立以前最重要的财经会议——上海财经会议。

　　1949年7月，按照党中央决策，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7月12日，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了成立会议。7月15日，中央致电华东并华中、东北、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通告上述各区于7月25日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及财政开支问题。7月19日，陈云动身赴沪，22日抵达。

　　抵达后，陈云没有公开露面，而是立即着手开展对上海财经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及几个已解放的大区财经负责人交换意见。至会议开始前，初步摸清了上海和各大区财政收支、粮食和棉花积存、黄金银元外钞库存、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情况以及物价上涨趋势。在此基础上，7月27日会议正式开始。

　　这是中财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东北五个大区负责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以及即将进军广东、广西和西南的野战军代表。会议分为综合、财政、金融、贸易四个小组，集中研究讨论三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上海经济困难的现状？如何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如何解决财政赤字，全力支援解放战争？

　　会议要商讨的，既是上海一个城市的问题，也是关乎全国的大问题，既是迫在眉睫的当前问题，也是关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今后一段时期要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党领导下的中财委和各解放区领导人从未经历过的难题，情况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会议时间远超过原定的一星期，一直持续到8月15日，前后共开了20天。

　　上海财经会议解决了哪些问题？

　　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在8月8日作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的讲话，主要谈了“上海目前的困难及解决困难的意见”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克服今年秋季的财经困难，力争明年财经状况好转的问题。”他从敌人封锁、工厂搬家、粮食、棉花、运输、工业生产、金融七个方面分析了上海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他又谈了通过发行公债、整顿税收、精简节约、调剂物资等途径保证1949年秋季支出，以及关于1950年收支计划的设想。

　　8月14日，会议即将结束时，陈云同志作了《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总结，把会议以前和会议中间讨论过的问题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强调了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海财经会议讨论的内容和陈云同志的两次讲话核心精神，都集中反映在会议结束时形成的《上海财经会议若干问题讨论共同意见的记录》（1949年8月14日，以下简称《共同意见的记录》）中。中国财税博物馆接收的、来自财政部移交的旧档案保存了这份珍贵的《共同意见的记录》，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前财经工作的这段重要史实。

　　中国财税博物馆藏《共同意见的记录》

　　《共同意见的记录》对1949年8—12月财政问题和1950年财政收支做了预估和分析，从财政支出、物资收购、国内外贸易、货币发行、控制物价、粮食储运、为新解放区充实税务干部等多方面对会议以后一段时间内上海以及全国的财经工作做了预测和安排。

　　在上海财经会议召开以前，面对上海存在的严峻经济问题，中央曾有通过搬迁部分工厂学校、疏散人员来减轻上海负担的考虑。1949年7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报中指出，“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上海财经会议提出通过减薪、“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来代替裁员，改变了“搬迁、裁员”的既定方针。这样的做法，正如《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中所说，“从财政上看是个损失，但从另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证，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财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

　　除了接收旧人员的问题，针对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的问题，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综合运用金融、物价、财政、贸易、行政管理等手段多管齐下，制定全盘考虑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长远性、全局性政策，提高了稳定物价、治理通货膨胀斗争的计划性和有效性。

　　上海财经会议拟订的工作方针和措施，得到中央充分肯定。1949年9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报告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说：“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新中国财政工作的奠基石

　　上海财经会议是一个新的机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初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对解决当时严峻的财经问题、为新中国成立后统一财经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为今后党领导下的财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财政工作的一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此次会议中也集中反映出来。

　　首先，财经工作要重视调查研究。

　　会前各大区提供的资料数据，以及陈云同志在上海所做的调查研究，是会议对1949年8月至12月财政赤字估算、对1950年财政收支状况做预估最主要的根据。作为《共同意见的记录》的附属材料，旧档案中还收入了会议有关税政情况的工作汇报，其中有11张详尽的附表，3张是1948年7月1日至11月20日各地区直接税货物税收入、关税收入和盐税收入的累计数。这些通过前期调查得来的数据也成为制定后续财经工作政策的重要参考。

　　其次，财经工作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上海财经会议开始前，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已有两次平抑全国物价上涨风的经验，已经认识到物价波动是由投机商人利用物资短缺倒买倒卖，加上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超量发行货币引起的。这两种不正常因素，都不能单靠行政管理消除，而是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解决财政困难和平抑物价。此外，关于工厂搬家的问题，“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再次，财经工作要服从中心工作任务。

　　在《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讲话中，陈云同志开篇就说：“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保证作战费用和军需供应是财政的主要工作任务。因此，他提出，“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在《共同意见的记录》中，又再次强调，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军需，争取战争的迅速胜利，打下明年财经工作的健全基础”。在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政权的关键时间节点，各项财经工作都围绕保证军需这一中心工作任务展开。

　　最后，财经工作要有全局观。

　　处理金融、财政问题的全局观，反映在组织机构和地理空间上，全国财经工作要一盘棋。会议提出设立由中财委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土产公司，国内汇兑，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的建议。为了把握好全局，陈云说：“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局面”，“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陈云还认为，各大区之间要密切联系，“必要时各地区都在友区设一个办事处”。

　　全局观还包括在时间上，要从长远看问题。会议指出，目前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应该看到财政困难的局面是会逐渐改变的。要克服财政困难，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最根本的措施是“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角度考虑解决财经问题，而不是机械、僵化地解决一时、一地之需。

　　上海财经会议的召开及出台的一系列财经政策，标志着我党在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前夕，在没有硝烟的财政战线上成功夺取了主动权，为新中国成立后统一财经、解决全国性的财政问题提供了基本工作思路，为新中国的财政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今日重读旧档，回顾党领导下财政工作的光辉历程，总结取得的宝贵经验，将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征程中为我们带来启迪和力量。